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背景中的美国电影海报和导演自嘲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眷村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导演多次借电影表达对当年台湾片场制度中的不满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场内的二条

场外的哈尼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小明的眷村亲戚（金士杰饰）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导演之前已经通过镜头暗示了小明、小四、小马三者的关系

此时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经换成了匕首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偏偏小四没等到小马，小明正好又在路口看到小四…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当初父亲的话给小四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金马53海报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