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再见杨德昌

柯一正 比剧本厚的人物刻画，投手带手套开计程车。 听着交响乐，修理脚踏车的人，有些人物根本没出现，却出现在设定里。 没一个画面都已经在剧本中设定好了。 内心最大的反抗与预言，体制不满的一个呈现。 因此他会不断挑战自己。 片商说观众看不懂，不要拍，但他一定要坚持，坚持自己的摄影美学。 生活细节自然在画面里呈现，电影应该是一个世界都懂的语言。 唐从圣 杨德昌的导演教学 杨德昌的先知预言 rode fish 与 good movie 杜笃之 讲述内容的改编，从讲故事到讲空间和氛围 陈湘琪 认识演员之后会重改剧本 面对一群妥协的人，没有自我要求，他不知道怎么沟通，情绪才会出现问题。 电影表演中，背台词最后会变成讲台词。 念书还是表演，是跟从机会还是跟从心中那份感受，follow your heart,绝无妥协。 不会被环境或人移动。 不急，不产出，而是好好把一件事做好。 陈希胜 钱权期人，人事时地物 伺候皇上的生煎包，红豆汤，吃了糖就开心。 严苛的眼光是为了防患与未然。 没有临时演员，一直换 “变不出魔术了”【杨德昌预言自己才华将至?】 《一一》拍了九个月半 一百多张桌子的办公室，没一个人敢坐 陈博文 一黑板的人物结构，每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表，每个人最后的归宿。 在人物关系中呈现逻辑思考。 剪辑这个活还是要导演设置好位置跟场次，只不过一场戏具体的长短，由剪辑师决定。 一杯水的剪辑原理: 一杯水，配上下雨的声音，就撑得住30秒，会有感觉。什么样的声音决定什么样的生命，以及撑多久。 拍麻将的时候，是一点钱都没了。 张震 台词一定要按照剧本去顿挫，演员不可以更改一点 魏德圣 剧本不能写死，要根据实际场景留空白 把自己丢到那个时代里 用环境创造角色 从概念开始创造“又小又猛”——麻将 写出所有人的名字 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生什么事 最终的结局怎样 组合 分场 侧拍即兴表演 利用即兴表演来想细节 这是写剧本写不出来的 之后消失，写剧本 完美诠释福柯的凝视 电影的哪一个案子，不是下很大的赌注在做呢 越困难的时候，越不能输 魏德圣会在想，如果是杨德昌，这样ok麽 同样没钱，牯岭街撑了8个月，赛德克撑了10个月 那个时代，从美国回来就有片拍，现在付出的，要是之前的好几倍。 杨德昌亲自打的电话以及全公司人星期一早上一起看那5分钟的片子。 余为彦 拍戏要的是gets,就是一种信心，觉得他一定有 道具一定就在身边 小野 先讲画面，一开始，拍一个海面，一个男人消失了 杨德昌的价值，似乎也是被后世建构出来的 王维明 牯岭街的人物志，不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也要写 已经想好的东西怎么在现场被执行出来，而不是怎么拍才会更有创意。 创作就是用最少材料的纸，变成结构扎实的盒子。 探索，挖掘，切，丢掉，就是整理。 陈俊霖 观察很重要，人人都可以做到 姜秀琼 人物的戏剧冲突性，虽然表面上最疏离，实则关心家庭的每一个人。 对生活的观察是电影的养分。 其实这些都是从别人的眼中，看到杨德昌是个怎样的人，这并非杨德昌的本真，只是人们眼中的他，这似乎就是真实，你的样子，即是人们眼中的样子，即使那并不是你。 鸿鸿 编剧就是聊天，常常没有效率，偶尔是会有进度。 怎么样让一个人物负担更多的作用，不能让一个人物只有一部分作用，和其余部分不能连接，这样太容易预期，不够猛。 实在不行，回去修人物背景。 所有的东西必须都互相关联，像齿轮一样，像机器一样，如果有一环咬不上，证明机器没有做好。 典型的人物更好编，牯岭街只有人物表，独立时代却有人物造型 跟他最好的距离是当他的观众 杨德昌当时一文不名，后来，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

他只有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完成，只看了其中六部的时候，在我心中他就是华语电影第一人了。 他的镜头和语言使人生延长了三倍。对于时代的观察和解读准确而富有才华，兼具思考性和美。许多电影里的设计非常前瞻，几乎在三十年后还可以被验证。 如果拿大陆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比较，很难不产生一种感觉，大陆那几位也很重要，也各有才华，但是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那些电影，大多还是沾了题材和国内政治因素本身很大的光，而且大多数题材和土地紧密相连，很少有城市电影，杨德昌正好补充了这个空缺，他的作品几乎都在描写城市的疾病，在关注每一个困在格子间和新道德、新家庭模式里的人。 最近有许多声音在说，中文的凋敝。那边不甚了解，但是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最擅长且最了解的与土地的连接，这很可惜，新的几代人渐渐离土地越来越远，以后恐怕会更远。而如今二三十年，大陆“农村”的整个概念在消失，城镇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在当代的文学和电影作品里，我还是几乎想不到可以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作品（也许是读的太少，电影偶有佳作）。能想到把目光关注在变迁，关于县城、小镇、城乡结合部的也只有贾樟柯较为有风格化的样子。我常常觉得，电影和文学作品的表达，要有根可寻，才觉得扎实，才会有扑面的“真”，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在表达自己。我们应该有配的上这个时代的城市记录者，我相信真正的生命力的种子不会被水泥块压死，有才华的从业者也不会被龙标压死。 同时要说的是，把目光投向城市并不是像光一样投向建筑的表面，而是要像水一样渗透在缝隙里，太过于标签和粗化的描写是没有才华的。描写一个时代，这个概念的尺度和边界太大，越是大到需要用远景，越是要拿显微镜去照，唯有一块块细节的真，才能记录时代的真。要有人物，要有故事，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数据，我们看够了新闻式的垂直逻辑，而讲故事的笔，最好握在知识分子的手里，媒体是不会讲故事的，他们只会描述“事件”，我们需要故事，我们太需要讲故事的人。所以我们怀念杨德昌。 ——至此看完了他的电影。

1、柯一正（同期出道导演） 杨德昌拍出了独特的影像味道，让大家反思为什么不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影响了大家的创作心态； 杨德昌永远都是一个小孩，有时是愤怒青年，不允许别人阻挡他想要做的事； 写一副对联“英雄创业小成本、电影革命大本营”，聊故事，三个月杨德昌在白板上写了18个，最后只留下一个海滩的一天；（回美国看了body heat觉得很厉害） 杨德昌的故事是用画面构成的，而不是文字 杨德昌人物刻画的准备工作，有时候比剧本还厚，即使某些人物根本没有出现但对剧中角色有影响，也要设定清楚；（画人物和生活细节，这点大导演们真是一致的，黑泽明也这样） 会做大量的访问，去了解真实女生第一次来例假的心情； -------------- 2、余为彦（制片） 其哥哥（导演）与杨德昌是好友，才会让杨德昌参与编剧和导演组工作入行； 杨导不善言辞，结巴（图像表达能力更强大），但写剧本很认真，很厚一本； guts，就是你其实什么都没有，但就是有一种信心，支持着坚持下去； 《牯岭街少年》制作团队里只有5-6个人拍过电影，美术道具很多都自己来弄；相信一句话，武林的秘籍绝对不必走遍千山万水，根本就在脚底下；——道具就在身边，旧物回收，仓库挖掘，一语成谶； 导演不可能做好好先生，发脾气不奇怪； 常有临时换人的事，让制片为难（但看得出来还是支持他，杨导只为电影效果，不看人情）； 杨导理工科出身，逻辑和结构要求搞得很清楚很扎实，他对建筑很感兴趣，很多好朋友都是建筑师，乐于探讨建筑的结构，他认为结构扎实了，外观自然呈现； --------------- 3、小野（中影企划、编剧、制片） 《恐怖分子》杨德昌不满意，认为自己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妥协拍的； 《牯岭街少年》是一个少年杀死情人的真实事件启发拍的，杨德昌说这辈子最想拍的就是这个，看完《牯岭街少年》后小野感动了，并理解了杨德昌并不是小飞侠并发症，认识到自己在《恐怖分子》那时候误会他了，是整个台湾电影环境与杨德昌合不来； 多年过去，在新加坡戏院重新再看杨德昌的所有电影，回想起杨德昌以前抱怨过的很多话，全都理解他了； ---------------- 4、王维明（助导、策划） 创作结构，就是一张纸变成一个盒子； 认识到表演——人被误会很无辜的时候，是会带着愤怒的情绪的； 和杨德昌闹翻离开，也曾怀疑自己这十年来的电影工作，缓了半年，换到广告圈，花了一年才入行；（不容易啊） 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与杨德昌一起听这首歌； ---------------- 5、陈希圣（杨导学生，《一一》制片） 杨导对人和工作细节要求严苛，要求认真、用心，以防出问题，宁可错杀100不放过1个； 杨导认为临时演员是道具穿西装，要求宁可所有工作人员找亲友来做配戏； 笑谈《一一》频繁换演员重拍一场戏的事情，笑死（做电影真是困难太多，没点自嘲精神真是没法做）； 频繁换演员和工作人员，过程不愉快，但结果是留下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向心力很强； 笑死……制片真是导演和现场的和事佬； 杨德昌沮丧地说，卧槽，变不出魔术了…（诚实的人） 《一一》拍了九个半月…… 现场没有人敢坐…每个人都压力大…找景都找到不敢回公司怕被骂 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个原子小金刚解救所有人，笑死； 讲了一大圈又痛又好笑的往事，但杨德昌的帮助和影响无以言表，低头沉默； ---------------- 6、虞戡平（同期导演） 导戏变身暴怒，一半气工作人员达不到要求，一半也气自己； 杨德昌的思维意识是有一个主视觉设计，整个场景的氛围和感觉，然后可能会用几个角度的分镜头去补充，而不是一上来就分镜头；（这个意识很有启发） ---------------- 7、陈骏霖（动画艺术指导） 杨导反复建议要养成深入观察的能力，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 8、姜秀琼（演员、表演指导、导演） 这个姐姐讲了自己在《牯岭街少年》里小四杀人后作为二姐在警局狂奔的那场戏， 这个姐姐受杨导的影响，对电影有一种虔诚的赤子之心， 也有女性温柔细腻，倾听和理解杨导全心投入创作的喜怒哀乐和孤绝（杨导太渴望靠自己摸索去在每一个环节创新，愤怒和快乐都因为创作，真是非常理解他） 这个采访，很暖很真。 ---------------- 9、鸿鸿（助导、编剧） 赖声川的学生，因为赖与杨德昌同为新浪潮时代很熟； 曾经私下抱怨陈设的道具布景很多都不拍为什么还要摆设，等自己拍片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个完整的环境氛围对拍摄是非常重要的； 编剧的过程很多时候是在进入角色氛围，聊天，并思考如何让每个人物承担复合性功能，并且不断推翻不够猛的想法； 学习到杨德昌导演很看重背景脉络编制完成，再开始编故事，所有的东西（背景、故事、人物关系）都互相关联，环环相扣，所以一直在修改； 鸿鸿个人认为《牯岭街少年》、《一一》创作态度是诚恳宽容的，人物是杨导自己喜欢的；《麻将》、《独立时代》是用来冷嘲热讽，骂人的，人物是主观刻板的； 认为最好的距离就是当杨德昌的观众……不认可杨德昌为人处事的态度，觉得他太小孩子气，意气用事。 杨德昌的生命就是为了电影而活的，其他的对他都不重要（所以对与人的关系很不care…），《牯岭街少年》刚开始并没有反响，这么多年后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其重要的艺术价值（真的很屌这片子！） -------------- 11、杜笃之（声效） 更老一代导演如胡金铨，讲故事特别好听吸引人；杨德昌，讨论的却是电影的空间和气氛，乐于讨论技术细节； 杨德昌的脾气是艺术的敏感、品质的坚持； 侯孝贤即使借钱（本以为《悲情城市》可以分红却没有），难话没说也要完成承诺，凑够钱给杜笃之，让他买齐了同步录音设备，够在当时台湾买一套房子的钱；设备首次用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电影上； 杨德昌欣赏塔可夫斯基 电影里空间 的视听语言； 《牯岭街少年》的部分情节（小四在教会图书馆温书），是为了场景的氛围（体现安静）而设计的（入口处两个收书的人说话却有回声），技术细节真的很重要； 杨德昌 拆解、重组、筛选、再造的意识，重塑真实（不是完全真的真实，是为电影要表现的东西而服务的真实）； 导演组每个人什么都要会马上干，所有的细节，都要处理，比如：到了点气球就要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厉害的杜笃之大人的解决方案，实打实地做电影的人； 杨德昌的绘画能力和画面意识支持他的分镜脚本 = 漫画故事，而且可以清晰地指导现场拍摄pan（摇镜）、zoom in & out； 动画制作两种方法：1、动画师纸上创作表演；2、声音先行，再配图； 提到最后一面没见上，笑着掩饰自己的悲伤，忍不住眼睛就红了； 两个人聊天的那张照片，真是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啊……哭 --------------- 12、陈湘琪（演员） 会就着演员再修改剧本，尽早与相关人员接触和了解，一起看展、听音乐、谈生活，互相启发； 喜欢表演的人要深入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 杨导不妥协、专注、完美要求的创作态度影响了大家； 人生那么长，创作不着急；follow your heart； ------------- 13、陈博文（剪辑） 惊叹杨德昌编剧的戏剧结构，他家里的几块大白板，全是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逻辑很清晰的一个表，每个人都有其命运的变化，铺出去的线都有结果，而且过程有戏好看； 《一一》把女儿与男朋友、父亲和老情人分别约会的片段放在一起交叉剪辑，妙； 文戏比动作戏更难剪，同样一杯水，放的时间长度和配合声音的不同，给人带来的情绪感觉是不同的，很微妙； 佩服杨德昌的才华，音乐（重金属到古典都听）、文学、美术的造诣； 杨德昌自掏腰包也要带10多个参与《麻将》的工作人员去柏林影展看看国外电影人受尊重的状态，让台湾电影人重新认识自己做电影是有价值的，泪； --------------- 14、张震（演员） 《牯岭街少年》放在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太难了，但只有杨导这样的人才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他的电影里大多人物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他所要讨论的一个点； 杨德昌笑起来，是发自内心的单纯的开心，呵呵呵地笑出声； ---------------- 15、魏德圣（导演） 从开车的助理，做到《麻将》副导演； 杨德昌导演公司的氛围，一股清流，围绕一部电影共同努力；——跟对人很重要； 一路很怕高速公路上熄火被开除，后排杨德昌在聊天，自己却吓得满身汗，哈哈哈哈哈… 入公司之前，魏德圣就已经剧本得奖、拍短片获奖，在公司现场自认自卑，话少，肯干，被杨德昌赏识，但剧本被指教不适合拍成电影，需要留出空间不能写死（真是这样，剧本只是引子），留给现场和后期创作发挥； 做助理时把一本将军日记打入电脑，当时很枯燥无聊，但后来自己拍片搜集资料时，却发现打字内容的这些生活琐事构成了当时的生活历史，才意识到当时这练内功对自己也很重要，学会了“用环境创造角色”； 参与了杨德昌一个“又小又猛的故事”（《麻将》）的整个剧本创作过程： 刚开始只有一个不成型的想法、故事不是线性发展的、几个人物分别有什么1234件事情、退后看大白板如何排列组合这些事件、找人来即兴表演并拍摄记录、再刺激他进一步创作故事（这是一个人写剧本写不出来的）、消失一段时间埋头创作剧本。 一到拍片，杨德昌秒变暴君……三字经骂人（笑），魏德圣两个月拍摄期几乎没睡……事事操心，监控进度，痛苦又重要的训练，学到很多东西； 杨导爱发脾气，但也会道歉；真性情； 开拍前，开拍后，困难永远在，没钱，也继续拍，总是会完工，永不妥协； 杨导为了一个长镜头，拍四个晚上； 杨德昌的精神，每次都赌一把，没有浪漫精神做不成电影，魏德圣在自己拍片想松懈下来的时候，会想杨导这样拍会过吗？会OK吗？到后来是和杨导在精神上竞争（牯岭街少年拍了8个月），《赛德克巴莱》拍了10个月撑下来拍完了。 杨导特意叫魏德圣来，提醒他时代不同了，电影制作门槛更高（不再是出国留学回来就能拍电影），更可能赔本； 魏德圣新片上，犹豫是否邀请杨德昌；邀请怕让他背书对他不好，不邀请怕不礼貌（魏导真是很实在的，赞） 杨德昌对魏德圣的评价、对他的认可让他记到现在：小魏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说到的都有做到。 面对面却不知道说什么，笑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最后，还是哭了。

今天一下午都在看这记录片，顺便也把2012年凤凰娱乐出的五周年纪念视频刷完了。看完特别感慨感动，真的是一位特别好的导演，对每个作品都很认真很负责，要求也极为苛刻，这样的导演实在是少见难得。

在这纪录片中，从合作伙伴口中知道杨德昌在电影之外的一面，原来他还有小孩子气的性格，有愤怒青年的影子，不同于在那些影评人笔下过度解读出现所谓的高深和厉害印象。

怎么知道杨德昌呢，是因为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实在是太火了，身边很多同学都在推（还记得高中有个同学也叫杨德昌），但我一想到杀人，就不太想看，也一直对四个小时的电影稍有忌惮，所以就一直搁浅，《一一》是我看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这也是最温情的一部了。

他的八部电影我看了五部，还有《指望》 《独立时代》《麻将》没刷。

关于他电影的影评我倒是看了不少，特别是黄文杰的《愤世嫉俗》导致我对杨德昌电影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偏差，以批判现代社会为中心论点对每部电影展开论述，以至于我现在看他的电影都带着批判的角度去看，没有注意到批判之外的东西。

看不到其他东西让我很困惑特别难受，我觉得杨德昌的电影不只是这么单调，可是这种批判为主的印象在我脑海里已经先入为主，所以在看到一个场景时，我就自然而然想到这这这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冷淡和城市人精神的空虚，很少会注意场面调度和镜头运用，亦或者叙事手法和人物的刻画。

所以在观影前还是不要看影评，生成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最重要。

每一个电影里都有一个杨德昌，小小的戴着眼镜在看世界。每个导演的电影里或多或少都会加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作者电影。

杨德昌对创作的坚持和不妥协，这个影子很清晰，毫不含糊。想好好再去看一遍他的电影，我想我又更喜欢他了。

《十年再见，杨德昌》：为什么他没有变？

刘强爱电影

《十年再见，杨德昌》摄制于去年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之际，采访了与杨德昌有过深度合作的十五名电影人，横跨老中青三个代际，通过他们的记忆，让我们得以了解杨德昌这位电影大师的创作之路。

在我二十多年的观影生涯中，看杨德昌的电影算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至大学毕业前夕才看了《一一》，当时就觉得这是华语电影罕有的佳作，便记住了杨德昌的名字。后来不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终于碟片化，第一时间就看了这部传说中的神作，果然名不虚传，让我激动不已，如此制作精良、结构严谨、气势宏大的史诗级巨作，别说在华语电影，就是在世界影坛也凤毛麟角。又过了不久，便传来杨德昌导演辞世的噩耗，听到消息时感到很惋惜，后面陆陆续续收齐他的其他作品，便舍不得再看，当作绝世“陈酿”，隔几年开一“瓶”，十一年来，只看了《指望》（《光阴的故事》中的一段）《恐怖分子》和《青梅竹马》。虽然《海滩的一天》《独立时代》和《麻将》还未看，但从各种文献、访谈中也已大致了解这三部影片的内容和风格，绝没有“滑铁卢”式的作品。前一阵，杨德昌遗作《追风》片段流出，哪怕是萌感十足的动画，依旧能够看出不同一般的大师气象。与直至离世仍一以贯之地保持着高水准创作的杨德昌相反，越来越多的华语影坛电影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们，却在本应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壮年一个又一个走向“殊途同归”的下坡路，一次又一次击穿社会期望的底线，拿出让人愈发失望的作品，眼看着他们身上曾经的灵气、才气、豪气、英气消失殆尽。为什么杨德昌没有走下坡路？《十年再见，杨德昌》终于回答了这个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

第一个关键词，敏锐。这个特质是从事艺术创作的前提，对世界（包含自身）不敏锐，就不会被刺激，于是很难产生有价值的看法，更不会有通过创作实现表达的冲动。所以，什么时候丧失敏锐，什么时候丧失创作力。多位受访电影人提到，杨德昌不断提醒他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保持对世界的敏锐度。杨德昌口中的观察，不仅仅是对生活小细节的明察，更是对时代大变化的洞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正值经济腾飞和快速现代化，作为一名海归，杨德昌对新旧时代的更替与巨变要比一直身处台湾的当地人敏感得多，他通过台湾社会这个切面，感受到了人被时代裹挟这一宿命的无奈与荒诞，透过讲述一个个台湾故事，在反映人类有限的历史经验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生问题这个永恒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人与时代、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使自己的电影作品一直保持着主题的深刻与意义的深邃。

第二个关键词，扎实。想法再好，没有扎实的创作功力也是白搭。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对创作者艺术底蕴要求很高，仅仅将视野聚焦在电影本身，不可能拍出大开大合气象万千的一流电影。单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能发现杨德昌在文学、音乐、建筑、美术等领域拥有极深的艺术造诣，受访者们也从多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见杨德昌在夯实自己艺术底蕴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在剧本阶段，杨德昌一步一个脚印，不偷懒，不走所谓捷径，从建构人物关系、撰写人物详志等入手，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案头工作，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地建造自己的电影世界，直至它具有真实世界一般的质感，不仅人物个个都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剧作结构也如真实时空般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电影拍摄时，杨德昌更是化身片场暴君，为求得想要的效果，不惜得罪任何人，绝不妥协，确保自己的电影对得住自己的署名。

第三个关键词，纯粹。这是最不易被常人理解，也是最不易做到的一点。曾经给杨德昌做过外联工作的鸿鸿讲到杨德昌与张曼玉的一件事。当时杨德昌邀请张曼玉来台湾商谈合作《暗杀》事宜，张曼玉方面提出可否在抵台第二天上午出席成龙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这触怒了杨德昌，在他看来，既然是我掏机票钱和住宿钱让你来，你就应该老老实实跟我工作，不应该心有旁骛，于是直接决定取消见面，不与张曼玉合作。鸿鸿觉得杨德昌在这件事上简直不可理喻不近情理，类似这样的事情妨碍了杨德昌去拍更大的制作。是的，表面看来杨德昌确实没有做到外圆内方，不懂变通，是个死脑筋。但，我们认为的“外圆内方”、“变通”就真的是待人接物做事的真理吗？多少人拿捏不住外内的界限、圆方的平衡和变通的底线，从小事开始，不加条件地用老祖宗的各种“道理”自我催眠，最终滑向“外圆内圆”“全变皆通”的深渊，成了缺少风骨气节油腻感十足的凡夫俗子。杨德昌深谙以不变应万变之道，不顾一切地确保自身原则和周遭环境的绝对纯粹，根本不给自己得过且过的机会，也就不必在琐事上费精力思忖与拿捏，得以专心于创作，在艺术上勇猛精进。

万法归宗，触类旁通。《十年再见，杨德昌》不仅仅对杨德昌的拥趸或影迷深具启发，对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起码能够提醒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并为这个答案奋斗终身。

谢谢你，杨德昌！

非常感动，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深深的懂得他，并成就他。尤其是杜笃之说我们都是平凡人，和他这样不凡的人合作就是会有冲突，还有从从讲到在片场余为彦会摸杨导的头安抚他说放心啦我会搞定的。小孩子心性、单纯、执着，在懂他的人看来，爱发脾气的缺点都变得可爱。虽然他的生命短暂，却也精彩，并以永远不褪色的电影艺术被别人记住。以及纪录片的配乐很棒，不抢戏也很温柔。

1945年，美军与苏军会师柏林。

宴会上，巴顿将军举起酒杯，对朱可夫元帅说：“你这个混蛋！”

朱可夫大怒，回骂道：“你才是混蛋！”巴顿大笑，“好！让我们为混蛋干杯！”

在某些领域里，混蛋从来不是贬义词，他们往往比英雄更受欢迎，他们真实不羁，规则于他们都是用来嘲讽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混蛋是，你我心中永远的，杨德昌。

杨德昌（中）与侯孝贤（左二）

陆川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照亮我们黑暗青春的一盏明灯。

马丁斯科赛斯在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说，诚实的说，你的电影，在所有层面上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杨德昌是杉姐的电影启蒙老师，学习电影十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4个小时颠覆世界的昏暗观影时间，《牯岭街 》像一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门一样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电影。

他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传达出了一个“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无限空间。

2017年是杨德昌的十年之祭，桃园电影节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德昌的最新纪录片。

《十年，再见杨德昌》

豆瓣评分9.4。

《十年，再见杨德昌》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的兄弟和受他影响的后辈，这些人的名字至今在台湾电影届甚至世界影坛都十分重要。

他们是：柯一正、小野、余为彦、杜笃之、张震、陈湘琪、魏德圣、陈希圣、陈博文、陈骏霖、虞戡平、唐从圣、鸿鸿、姜秀琼、王维明。

整部纪录片没有杨德昌电影影像的回忆，杨德昌的自画像印在窗子的玻璃上，给人一种平静之感。

也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是的，他始终如一个观望着。

杨德昌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代的张震

本应是伤感和严肃的采访氛围却因为大家讲到杨德昌导演在片场的往事而变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杨德昌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的御用录音师杜笃之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安慰发脾气的杨德昌。

张震说，年少时在现场常常被他吓到，杨德昌总是先摔帽子、再摔对讲机。

《牯岭街》中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杨德昌经常是三字经、五字经的骂。

《独立时代》中的女主陈湘琪说杨德昌是片场暴君。

中影企划组长小野说起还是新人时期的杨德昌，面对前辈依然天天摔东西、大骂中影体制。

以致于当记者问到魏德圣当时在杨德昌剧组的工作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被骂”。

记者：你有没有给他骂过？ 魏德圣：没有一天是不被骂的。

第一次见杨德昌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好。

高大、帅气、笑眯眯的温和长辈。

张震说杨德昌的穿着打扮很特别，阿玛尼的经典款眼睛、49ers的帽子、eagles football 的夹克。

一句话：“哇，帅哥”。

杜笃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5年的冬天》这部电视剧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哇，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说到这里，杜笃之眼睛都亮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好印象全部都在这些人看到片场的杨德昌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进入到拍摄期的杨德昌是这个样子：

吹毛求疵 一点点不如他的意就生气 摔对讲机 然后骂三字经 然后连路人都要骂

所以，和杨德昌拍过戏后的魏德圣惊喜的发现传说中的那个杨德昌导演终于回来了。

2000年，《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他也因此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奖杯。

2007年，杨德昌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价他：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让所有人都骄傲。

《光阴的故事》拉开台湾新电影的序幕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标杆式的人物。

台湾新电影出现之前，台湾新闻局重新规范了电影尺度，制定电影分级制，文学和电影都有了松动的土壤，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

电影一改往日的假大空，开始记忆历史、抒发真实情感。

再加上8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类型不振、制作粗糙、格调低下，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感到了台湾电影正处于危机时刻。

当时的中影十分缺人，十几年没有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努力寻求变革。

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了7年后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杨德昌，1976年）

中影大胆启用新人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柯一正来担任导演，拍摄了四段式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就此拉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小野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是因为拍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本来是陶德臣写好了故事报到文公会的，讲台湾50、60、70、80年代各一个故事，但选中后小野选择尊重导演，故事可以不要，重新来过。

杨德昌当场就表示自己当然不要，他说我只要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带着一个比她还小的弟弟就能把故事讲清楚。

小男孩带一个圆圆的眼镜，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杨德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一》中喜欢拍人背影的小孩也是这个模样，所以在他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小杨德昌，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孩的样子。

拍完《光阴的故事》之后，影评人焦雄屏、黄建业张昌彦立刻在报纸上毫不留情的给四位新人导演打分数，结果杨德昌的短片《指望》各项指标全部拿了第一名。

那种“少女怀春”以及孩子对成长的渴望在他的镜头下格外细腻。

杨德昌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挑战权威

从《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第一次挑战中影，所有制度他都不要，例如他提出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中影高层当时为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就是“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

大家把杨德昌从开始骂到结束。

但最后的结论是，小野接到当时中影经理明骥的电话：“小野，如果他（杨德昌）再坚持，换人。”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杨德昌太有才华了，不管多难搞都要搞定他。

和他工作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拍摄现场

拍摄《恐怖分子》时，小野担任编剧，他在《十年，在见杨德昌》的采访中回忆，杨德昌经常是半夜去按他家的电铃，以致于《恐怖分子》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而杨德昌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居然不是因为工作，换完了咖啡厅的每一个位子居然不是因为气氛不对，仅仅只是想找人发泄下不好的心情。

小野写了很厚的一摞信痛骂他，大致内容是：

杨德昌，你有一种病叫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要出手的时候开始犹豫，找各种借口退缩，谁跟你合作谁倒霉，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在中影的信任度了，你等于害死我们全部的制度......你都怪别人不怪自己吗？

寄信之前小野先把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不要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会有错，都是你错，你寄给他他只有更恨你”。

结果，收到信的杨德昌打电话给小野时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我看了”，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就全是杨德昌气到发抖的声音。

这封信后，杨德昌再也不找借口了，他说：“拍啦，《恐怖分子》啦”。

拍完《恐怖分子》之后，他非常不满意，一直骂人，说自己就是妥协后拍的，就是没有准备好，虽然《恐怖分子》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

虽然小野一直说杨德昌有小飞侠并发症，但在五年后看到《牯岭街》后，他原谅了杨德昌，他才发现不是杨德昌的错，而是整个台湾的大环境跟他合不来。

《牯岭街》用了2000多万的资金，在当时是大制作了，因为当时的电影能拍到800万的已属罕见。

杨德昌为了拍戏效果，常常不择手段。

张震说，当年拍摄《牯岭街》，有一次刚到片场他就被导演大骂，然后要求面壁思过一小时，14岁的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导演叫出来拍戏，那场戏刚好就是要张震当时的那个状态。

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人，每个都必需是全能选手，你是副导演也是木工，导演组身上挂的枪、抹布、铁锤、刨刀、电钻，DIY的高手。

拍《一一》的时候，开场的戏是气球忽然破掉，杨德昌的剧组里，导演组、道具组每个人都在玩气球，因为大家都在想怎样控制气球。

以上这些干货，全部来自于《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被访者。

这些被访者中，最懂杨德昌的恐怕要数杜笃之。

杜笃之参与了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第一次见面。

杜笃之因为对陈旧的录音技术不满，尝试新技术被老师傅修理，却得到了杨德昌等人的赞赏。

他们如所有知音一般很快找到了默契。

两人经历了电影事后配音到同期录音的变革。

而《牯岭街》是杜笃之第一次使用同步录音的作品，很难想象之前的观众连林青霞、甄珍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

当杜笃之还籍籍无名的小辈时，杨德昌点名每部作品都要由他来录音。

杜笃之回忆说，杨德昌格外重视电影的技术细节，这在之前的导演是没有过的。

这些细节也正是杜笃之想做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快就很合。

两人半夜开车上山，只为录一条车子开过的声音。

《海滩的一天》在日式的房间里，杜笃之当时为了录音想要搭一块很大的地板，以杜笃之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别的导演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杨德昌答应了。

《牯岭街》中，冰店堵人那场戏，杨德昌和杜笃之自己制造降雨车，让整个小公园下雨。

杨德昌和杜笃之在一起，知音相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有人说他在片场经常骂人、经常发脾气，很多人跟他合不来。

但杜笃之认为，和一个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方式拍电影，才能拍出好作品。

讲到两个人最后一次通电话约见面，杜笃之眼含热泪非常遗憾没有去见杨德昌。

《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最后一集的被访者是魏德圣，他曾怀着对杨德昌的无限崇敬在学生时代就去到了杨德昌的公司。

在这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杨德昌的司机，第一次载杨德昌，魏德圣满身是汗。

后来，魏德圣因为剧本获奖受到杨德昌的关注，开始在杨德昌的剧组做助理导演。

结果很多人因为时间问题离开，他莫名其妙的变副导演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完蛋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组全部都是杜笃之一样的国际级大牌，但是制片组、场务组、导演组、道具组全部是一群新人。

魏德圣就带着这一群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人和这群国际组的人对接，杨导在现场飚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杨德昌搬起椅子差点要打魏德圣。

但第二天，杨德昌还是来给他道歉，魏德圣瞬间感动。

虽然每天的工作就是被骂，连靠墙站一下都是奢望，但魏德圣也坦言，在这里他学到了这辈子最多的东西。

直到现在，每次自己在拍戏过程中想要松懈的时候，魏德圣就会想到如果是杨导在拍这部电影，这个镜头能过吗？

谈到《赛德克.巴莱》因资金缺乏一度难以维持拍摄，但他依然在跟自己的老师比赛，想到《牯岭街》当时也因资金问题拍摄困难，坚持拍摄8个月时，魏德圣坚持拍了10个月拍完整部电影。

虽然和杨德昌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他讲到自己因工作原因去美国时，特意抽出时间翻墙去看望杨德昌的墓碑时，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杨德昌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

张震承认自己做演员和拍《牯岭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牯岭街》让张震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工作的感觉。

十、五六岁打工时，张震选择去杨德昌的公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大家庭。

《牯岭街》中的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当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时，那个震撼的感觉，让她选择了“做电影”。

此外，杨德昌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还有《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很多人提到过杨德昌的语言能力不如他的绘画能力。

有一次，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打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

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大家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是镜头语言。

鸿鸿说，这个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和他最开心的距离是做他的电影观众，因为和他工作太痛苦了，吹毛求疵，山崩地裂。

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陈圣希找朋友来做助理导演，结果这个朋友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牯岭街》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是青春期变声，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就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制片人马上回了一句：“他才14岁啊，你有神经病啊！”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B！”，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

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电影。

他曾把陈湘琪扣下来练台词一百遍直到第二天清晨，但自己也在办公室一旁坚守着，虽然这场戏最后完全被剪掉。

杨德昌是漫画家，每个镜头翻出来他的分镜脚本，跟画面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样。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严谨、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和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差不多先生”，只有他一人在追求绝对中的绝对。

《十年，再见杨德昌》通过对这15位杨德昌子弟兵、战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杨德昌。

学习到了许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处理方式，如杜笃之讲到《牯岭街》中，杨德昌是如何学习塔可夫斯基的。

《十年，再见杨德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人才辈出的台湾新电影黄金时代。

每一位电影人都让我们感动，杜笃之讲到全台湾的第一套录音设备，是侯孝贤自己借了一百七八十万送给他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年，再见杨德昌》记录的不仅仅是杨德昌，而是和他有关的一批人，是一个时代。

姜秀琼或许是最了解他的人，她说自己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知道，杨导肯定不喜欢。

她说，我没有看到他，真的好好享受过生活。

杨德昌去世时，心爱的儿子才7岁。

他这一生所有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喜悦都来自于电影。

有人说冲动是魔鬼，但对于杨德昌来说，冲动是它所有创作的源泉。

杜笃之说，你要理解他，一个人脾气那么大，惹那么多人讨厌以后，他还是那么倔那么野蛮，那可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当然是自私，谁不自私，那你看他的电影，被震撼之后呢。

《牯岭街》剧本的准备耗时3年。

构思《一一》的故事，杨德昌花了15年。

吴念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杨德昌在短暂的生命中仅仅留下了七部半作品。

他点燃了电影，电影也燃烧了他。

十年之前忽然传来的噩耗令多少人唏嘘不已，至今仍无法相信。

但与杨德昌最好的距离不就是做他的观众吗？

他走了，但“爱与希望不死”。

他走了，但杨德昌电影不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作者：杉姐 合作转载请豆邮，或联系微信公众平台《1895电影评论》（id：aizai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