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读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专门跳过《气球》一篇。不为别的，想等等电影。

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赶紧补上小说。成片在结构上，气球的出现，徘徊和结局，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是哪两个，不妨猜猜（书很容易买到）。

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字清浅凝练，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从小说到改编剧本，再到定剪成片，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对于万玛才旦，从作家转行当导演，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有人说，电影学院这几十年，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

从生之门，到死之海，《气球》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它升腾在火中，潜藏在水下，甚至飞上了天。还有人说，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日夜兼程，疾驰而行。

这种情，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特别演出的塔洛先生（演员西德尼玛），贡献了惊人的口水演出。不妨认为它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是人情逗趣。

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异常有趣的是，看完《气球》的观众，如果借着看到陈哲艺的《热带雨》，不免会觉得，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 开场交代完毕，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此前的作品，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荒野和路上，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保持距离。

找种羊配种的男主，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围坐吃饭，这一家子，有七口人。还有一大群羊。

万玛才旦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抽象的，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塔洛》关于活在文明化外，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气球》则有父子三代情，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就连阿尼身上，也浮现出独立的情感线索。

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气球》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用一气呵成并不为过。你会觉得，金巴扑入羊圈，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阿尼回学校、阿尼火中夺书，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尤其是烧书长镜头——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气球》，阿尼不假思考，直接探手，去火中取书的长镜头，直接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让人毫无防备。片中的长镜头，还有阿尼入学校，老父亲出殡，都会形成一段完整的真实时间，将你带入人物的心理情境。

这些长镜头是连续，且有感情的。你不难通过抓羊的运动，去联想高原之家的生存状况。还有那避而不见，试图忘却的往日恋曲。阿尼一直压低着头，让自己的脸，隐藏在红色僧帽的阴影下，只露出轮廓与线条。如此一番，观众的好奇心倒是上来了。日光底下的这两个人，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尼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气球》始终没有明说。但火中取书一段，令她旧伤未平，又添新伤。围绕那本书的几场戏（送书、烧书、探望），也就是阿尼一生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曾，也没有机会去翻开它。 演员方面，两位女演员，索朗旺姆和杨秀措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台词，不需要设置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就仿佛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她们的表现，已经在年度表演中属于佼佼者。很抱歉的说，大多数中国电影里的女演员，就连“形象”这一关都没有过。

索朗旺姆在《撞羊》中，是以暗情涌动的台词和撩人的表情特写取胜。这一次，她一直弓着身子，忙里忙外，又羞于开口说起避孕的事情。

杨秀措在出场之后，一直没有开口说台词。红教尼姑造型清奇。回想起来，依然不记得她模样，就像撞见一副红色的印象派画作。这是藏地电影中都罕见的角色，有红尘未了又无可奈何的意思。

《气球》包含了导演过去作品的影子，也指向一些经典名片。一眼可见的，是《红气球》和《蒙古精神》。对依然沉浸在《撞死了一只羊》灵魂出窍体验中的影迷，《气球》把“不在此时、不在此地”的超验，再往前推上一步走。超现实镜头，交织了过去与幻想，奔丧与送行，于我个人都有强烈的触动。

生不生孩子，是个眼下话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又催生出荒诞悲喜剧。好比电影里，不能生育产崽的老母羊，变成了一个累赘。再到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婚姻与孩子引发的麻烦，堪比阿斯哈·法哈蒂的家庭风暴。

《气球》不设太多距离，去拥抱一个人性、宗教与伦理的故事。我想，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例如金巴饰演的男主角色，有观众要问：他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坏丈夫。小儿子几次追问他，还没有从县城买气球回来么。他都敷衍而过，跟朋友喝着大酒。

如同“气球”，种羊也是一个引发生存压力的事物。这一家人所在的境地，显然是到了要考虑多一张嘴就会有麻烦的地步。对于享受衣食伸手张口的独生世界，似乎很难理解讨要一个气球，需要磨蹭那么久，倒过来还去强迫妻子这啊那的。

无论如何，他在道歉和带回红气球的那一刻，我都认为，眼前这个汉子是真实、矛盾且丰满有血肉的。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正如他训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不无关联。

只要带着愧疚，只要愿意认错，例如两位男性人物：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会犯错，能修正，带着忏悔，去做弥补。这才是人。

电影最后，两只气球的命运，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然而，气球身上，居然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一种说法是，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是明线。还有一种认为，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阿尼和远走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一个半开放的结局，我认为是《气球》的高明之处，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

这是万玛才旦从影十四年的大成之作。

于佩尔点赞的中国电影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她为什么要去接他？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那么有力且动人。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钟情于把玩各类符号和隐喻，这也许是他最近几部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影评人青睐，以及在各大国际影展上屡屡现身的原因。上一部《撞死了一只羊》还得到王家卫的垂青，由其亲自担任监制，打造出强烈的迷幻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藏语影片的表现力。这部新片《气球》早已在去年威尼斯上首映，我有幸在电影节上观看了世界首映，等了一年终于在国内上映。两次的观感相差不大，他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改编最出众，但是过多的符号和隐喻依然掩饰不了其匠气，尽管这次已收敛不少。

这部《气球》有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王家卫”风格，万玛才旦又返回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质感，用温情幽默的口吻讲述80年代计划生育时期在藏民区的残酷故事。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妻子一直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措施，但当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妻子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丈夫认定是父亲死去的灵魂转世降临在胎儿上，要求妻子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妻子却极不情愿。

这个故事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小说，他对小说情节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糅合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基础。这些符号往往巧妙地成对出现，形成强烈碰撞的趣味效果，隐喻着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男性与女性、生与死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公羊配种、草原上骑摩托车、试管婴儿的新闻显得太过直白肤浅的话，那么作为核心意象的“气球”则具有无比精准的象征性。“气球”既是孩子们的玩具，同时也是大人的避孕工具，更是整个故事里女主角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导演巧妙地将女主角置身于各类冲突之中，揭露出在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男权压迫下，女人的性意识和生育权遭到无情剥夺，而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两位女性角色成为难得的一抹亮色。不过，导演为女主角设计两难处境时考虑得并不周全，她坚持要堕胎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但细想之下却是站不住脚。万玛才旦无法像伊朗导演法哈蒂那样，令核心人物处于道德两难的焦灼处境，宗教和世俗的对立面在此看来并不强烈，这无形中便削弱了后半段情节的戏剧张力。

这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点新发现。之前感觉重点都放在了女主角身上，讲述她如何主动争取权利而对抗传统专制和宗教压迫，但这次发现这并非完全是女性视角下的反抗意识叙事。作品更像在呈现整个藏族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冲突下的现实处境。不仅女人深受压迫，男人也深陷困境：男教师无法与心上人相爱，老一辈男人跟不上时代，无法接受新事物，面对开放观念显得蛮不讲理，而男主角更因生殖崇拜的男权思想和教义规条而失去了妻子。最无辜的要数儿子，年轻一代似乎无法走出父辈的阴影，沦为继续打压女性的帮凶（父亲与儿子在医院劝导母亲的一幕令人震惊！）

这种恶性循环的父权社会结构和意识似乎暗中契合着传统藏族文化的轮回观念，生死轮回在此显现出无法摆脱的宿命意味。然而，导演又在结尾留给观众一点希望，红气球飘扬在空中的镜头接上一张张静默的人脸剪辑，散发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诗意。那不仅是象征着新生命的红气球，还可能是导演对藏人未来的乐观期望。

上面两个视频是视频版，为了气球排片1％，专门视频化了，分享更便捷。

首先，梳理了几个，电影里删掉的小说内容，和在小说之外增加的电影情节，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人物背景。

小说最第一段是床戏，真床戏，阿爸没有找到2个避孕套，和“完事之后，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上路了”这句话，组成开头。不过透过避孕套，像望远镜一样，让小孩子解释爷爷和阿爸也是挺有意思的。毕竟开场爆笑，总比开场看床戏更能引人入戏。不过结合小说和电影开头，爷爷要是知道他儿子在家跟媳妇行房事，导致送饭延误了，反而撒谎摩托有问题，会不会哭笑不得。这种小说和电影互动，非常有趣。

一场梦里，俩弟弟欢快的抢走哥哥的神痣

俩小儿子比书里，真是调皮一百倍。小说是没有光着屁股抢走这个黑痣的这个情节的，是电影慢镜头特有点视觉冲击力，电影院看到的时候，给我惊呆了，总感觉有点亵渎神意。但这个梦作为哥哥内心期待的外化，又非常合理。这种像《穆赫兰道》和《红辣椒》般对梦的表述，不仅跟结尾两个弟弟玩气球，弄坏一个，弄飞一个形成了强烈的呼应，预示着梦里的事情，可以成真。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现实的某个场景，我梦见过的错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也用略带魔幻的方式，给两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轨迹，浓墨重彩的加了一笔。

最后一幕中俩孩子的天真烂漫

拍了《旺扎的雨靴》的导演拉华加，在本片做的是执行导演，可能是他出的点子。另外蛮有趣的是扮演二儿子的是《旺扎的雨靴》里面的旺扎的演员，一个长镜头下，当众拆开避孕套，油乎乎的拽开，然后吹成巨大的气球，第一次吹失败了，第二次才成功的那部分，特别有喜感，电影院传来阵阵笑声。不过，感觉有点为难旺扎这个小演员了。他到底是拍了几遍才成功的，看来演员真是一个牺牲很大的行业。希望制片组除了标注“本片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后面再加一个，“本片的孩子都受到了科学的教育引导”(开玩笑）。给演员们点赞。

电影去掉了小说中很多对爷爷的描述，比如阿爸扎坏2个避孕套以后，孩子是大哭了的，爷爷特别爱护这俩孩子。大儿子放学回家，爷爷一直问，在学校有没有吃苦。爷爷还陪三个孩子，玩一个四个小动物的游戏，爷爷委屈做了最小的那个，心甘情愿的接受孩子们的捉弄。这些孩子的要求，爷爷都满足了，基本上是溺爱级别的。跟万总之前其他电影中的爷爷，是一模一样的。电影则增加了通过给爷爷搓背上的老皮，这样的特别亲近的行为来表现的。电影中还增加了爷爷吐槽摩托没有马匹好用，以及吐槽电视里播放的人工授精，是不是经书里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等情节，把爷爷的刻板给放大了。其实小说里爷爷特别可爱。另外，电影最终爷爷是放羊时候病死的，而小说里是放羊摔死的，少了一些命运的捉弄感。

大儿子，爷爷，爸爸

关于大儿子在小说中描述还是挺多的，是个特别容易对别人共情的孩子，他帮小姨妈化缘时候登记名字，答应俩弟弟赚钱后给买好吃的，回家一直在帮家里干活，帮爸爸给羊配种，还在母羊要卖掉的时候表达了不忍，最终为了爷爷能转世回家里，而想辍学，其实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在电影中，对大儿子的刻画则多了两场梦，第一场梦就是前文提到的俩弟弟把他的神痣给拿去玩耍。第二场梦是他在湖边找寻水中倒影里的爷爷。一个对弟弟，一个对爷爷，两种明显差别的光线下，是哥哥对两代人思想，汇聚于在自己身上的矛盾的表达。梦在电影中，多为角色所欲所求的表达，哥哥在梦里梦到两个弟弟欢快的把痣带走，是一种他对自己承载了太多奶奶的转世信仰，希望被弟弟们把这种信仰欢快的化解的影像化表述。而对于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自己沉重的追寻，则是又期望通过信仰来换回爷爷能在身边的视觉表达。一个放下，一个拿起，是这个年纪稍长的孩子眼里，对信仰的徘徊。

想视频学习养羊的可以放弃了，就这几个镜头

小说里关于羊配种的描写，不是一般的多。《乌金的牙齿》小说豆瓣网友评论，简直是养羊专业手册，毫不夸张啊。电影大部分都删掉了。导演说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交配的季节，估计拍起来难度有点大。

电影中换哨子的小孩爸爸是《塔洛》主演，这场戏是小说没有的，充满喜感，据说塔洛的演员在藏区的咖位很高，类似赵本山，这次也是回归自己擅长的喜剧了。剧情上不仅凸出了周围同龄男人中，很多人性知识匮乏，思想非常保守的情况。而且也体现了爸爸对俩孩子的包容，要我爸早就揍我了。这个客串出现的时候，我非常惊喜。就像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看到《路边野餐》里面的痴情男人，在《路过未来》里看到《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的爷爷，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里看到《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面的舅舅一样，不同的故事里面，人物背景的短暂共享，简直是给粉丝的礼物。当然我觉得这场戏也有可能是万总夹带私货，想改观众普及如何用药水给羊除虫。

电影删掉了一些给爸爸借种羊的朋友的描述，基本上小说中每次夸种羊交配能力强都会加一句“好像是在夸他自己”，可能是男性之间性能力的攀比，与主要剧情无关。

电影删掉了一些村里人，绯言绯语议论阿妈打掉孩子，违背上师的天意的描述。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电影没有表现。

再有就是小说里，种羊是从新疆买的，但是电影里改成个我不认识的地方。电影里最后卖母羊是给回族兄弟的，但小说里只写了给羊贩。

小说里还有一些女医生的同事，男医一直没结婚，大家吐槽他，他反驳结婚会失去自由。

电影最后所有人一起看气球的部分，也是书里没有的。

电影里增加了一段，尼姑去学校看到版报上写了四句话，好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些动物在一起，就能成为好朋友之类的。完全不知道啥意思，藏区知识盲区。

电影里面俩调皮的小孩，阿爸，以及借给阿爸种羊的朋友，都侧背一个挎包，好像睡觉的时候也背。二刷拉着同事去看，同事说这是不是类似于腰包，放钱的。我脑海里立马出现外国人心目中的说唱歌手的形象，又是一个藏区知识盲区。

后面我会提到是，尼姑妹妹的全部戏分，几乎都是增加的。原著都没有讲尼姑出家的原因。

下面是影评的内容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这是导演万玛才旦(我喜欢跟朋友喊他为万总，有点万磁王的感觉）写在自己的短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最开始的一句话。

开始，在看他小说或者电影的时候，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困惑，基于本能触发的感动，常常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违背。这种两难也发生在理解他电影拍摄中的一些趣闻上，比如电影《塔洛》中跟随主角的一只小羊羔，剧组最后把他放生了。这种电影中对生灵的尊重，戏里戏外如一，让人感动。但我却对这只小羊羔放生后，生存的更好还是更坏产生了疑问，放生这件事真能如人类所愿么？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追踪南极企鹅，放生后能否存活是个复杂的工作。我这种始终无法甩掉的现代经验视角，让我无法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表现在给朋友推荐万总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朋友反问，“这个事情能拍2个小时的电影么？”的反应，这个问题《静静的嘛呢石》、《塔洛》都存在，在看完《撞死了一只羊》的时候，我已经放弃给别人复述的打算了，推荐难度太高。而且由于是藏区题材，被推荐的朋友也习惯性的把电影归纳到猎奇性质的观光影片的范畴，认为真正打动我的是藏区这个词本身。当我看完《气球》我觉得，不错，我终于可以喊朋友来看这个电影了。其实这种电影看的时候，少剧情，多细节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的。有一次，俩哥们周末约我来个文艺周末，长安大戏院的《四郎探母》也没票了，就一起去看《旺扎的雨靴》了，看完其中一个北京哥们说旺扎在学校的几个情节特别感动，想起了他小学时候在教室外跟人疯玩的画面。很久没有这种静静的看完一个故事的体验了。

这个电影的小说版收录于万总2019年出版的《乌金的牙齿》，在13个故事中，《气球》排到了第9个。如同一张流行唱片一样，中后段的几首歌，一般是专辑理念传达的比较明确之后，开始技巧娴熟的融合流行上口和艺术思考的一首歌。比如周杰伦《范特西》这张专辑，中后段的歌是《威廉古堡》和《双节棍》，都面临着是粉丝珍藏，还是火遍大街小巷，二选一命运的作品。《气球》也具有这种特点，根据观影前平遥电影节和电影的观众反馈来看，这个电影是万玛才旦最接近观众的一次。当我走进点映的电影院候场区，预告片循环播放的几个镜头也是赚足了眼球，“生育还是节育”，“信仰还是现实”，以及一个妇人想流产被老公扇了一巴掌的画面，足够的吸引眼球。我想这次导演莫非是要放下“自己的方式”，来用一个大众的视角去讲故事了么？

点映结束，我的观影体验是非常流畅的，观众前半段可以当轻喜剧看，后半段开始赚足眼泪，当然也没有《我不是药神》那种割裂感很强的感觉。甚至以固定机位深受粉丝喜爱的摄影师吕松野，这次居然几乎全程手持，坐在第一排的我差点晃晕了，泰国调色师的手笔下也出现了那种艺术小清新的滤镜，可见努力的想靠近观众的观影习惯。不过更让我感叹的是，电影版本的《气球》不仅足够的世俗化，而且寓言化方面走的也足够的远。解读的可能性超也很高。一千个读者，这次可能会解读出两千个《哈姆雷特》了。这种世俗化在将我拉到他的故事里面以后，反而又把那个寓言化的故事讲的更清晰了。也可以进行类似于商业大片《盗梦空间》般的解读和探讨。不过被大家定义为文艺片的电影，往往存在着表述不是很直白，而且经常把寓言部分藏的很深，来扩大观众解读的可能性的特点。本意是千人前面，引人深思，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走上《地球最后的夜晚》那种两极分化的境界，或者《摆渡人》那种口碑扑街的尴尬。所以这次，我打算做一个电影解读，并且带着18岁的我和30岁的我，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

18岁的我，可能会这么理解这个电影。

如同观众反馈，这确实是一部藏区人自己的女性电影。如同《月光男孩》之于美国的黑色族裔人口一样，自己人讲述身边的故事，没有猎奇视角，更加真实可信，更能打动人。故事里一直念佛经，希望来生好好转世的藏区爷爷，疼爱着三个孙儿。生活虽然贫困但感情和美的藏区夫妻俩，一起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大儿子在县城的中学学习还不错，二儿子和三儿子调皮捣蛋，天真烂漫，但尊敬老人，健康活泼。

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引发的血案

《旺扎的雨靴》里严肃了全片小演员在这个电影里放飞了一把自我

一天两个小孩把阿妈仅有的一个避孕套当成气球，跟小朋友换了个口哨。而阴差阳错的是，当天正好是母羊授种的日子，生理上受到刺激的阿爸，发现避孕套已经没了的时候，已经欲火焚身。这样啼笑皆非的故事下，是万玛才旦少有的如同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一样，多线并行发展，最终酝酿故事最精彩时候的电影拍摄手法。剧情最精彩的情节正是，爷爷放羊中生病去世后，上师喇嘛预测爷爷会今年投胎转世回家里，而阿妈恰好又怀孕了，家人都坚信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爷爷转世。全家的深信不疑，和阿妈并不情愿的生养，呈现了我国荧幕上首个，信仰和现实的冲击。是藏区电影第一次大胆的审视传统和现代生育观。不仅对藏区，甚至现在还有大部分对性持有的歪曲解读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的。再开一点脑洞来看，这个故事甚至匹配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比如把设定做一个调整。在未来的科幻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地球总生命的数量是恒定，每死一个人便会通过摇号把这个人的生命分配下去。一家老人逝去后，摇号不仅没有落到别人家里，极其低概率的又回到了自己家。而家里的钱只够第一个孩子去上学使用。中签的女人的命运何去何从，能否选择质疑摇号机器，能否在自我选择和家人选择之间进行平衡。这样的科幻片，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这也就是点映时候，万总爆料他目前的电影，大部分是现有小说，后选择适合电影化的故事进行改编，他自己写的很多故事没有改编的可能性。而《气球》则本来是个电影剧本，后来又改成小说出版，之后有机会到了又拿来做了一部电影。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导演小说构建之初是在中关村看到一个红色气球而起的。当时觉得文艺圈做事真随意，但看完电影感觉导演想表达的是，同一片天，同一个气球下，是有的人在藏区放羊，有的人在中关村写代码，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思考源点，引起了这个故事。所以故事的可看性和画面的冲击力，是这个故事的诞生便具有的特质。

现在的我，是这么解读这个电影的。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化的阶段，其实在九年义务阶段普及性教育和医疗体系内开展性知识讲座，反而比让一部受众很难扩大化的文艺片来承载这个教育功能，更有效一些。而且又逢二胎政策放开，这个电影的推出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目前来看，拍一个多个孩子更幸福的电影显然更符合当下的社会主流。用藏区题材来承载一个，大部分导演不敢涉及的计划生育国策与家庭诉求矛盾的题材，显然也不是万总想要此片承载的。那这个电影的目的便不再是教育意义，也绝不想闯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语境。

我们不妨注意一个细节，这个电影虽然并没有很明确他的发生的故事年份，但通过剧中父亲用的手机和家里放着的电视，以及台词提到的世界末日是不是快来了推测，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九十年代末期。我是90年出生，应该跟剧中两个小孩的年纪相仿，我姐姐的年纪应该和居中的大儿子相仿。那个年代港澳回归，克隆羊出现，电视上播放取缔某某团体的新闻，犹如昨日。整个社会尚处于一个张亚东形容朴树《New boy》想传递的，旧的还未过去，新的还未到来的交界点，人人虽然未准备好，但却亢奋而又好奇的等待着新千年的到来，的这一理念。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匆忙的站着自己的立场，表达着自己的态度，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此时回看彼时，反而是最恰当的时机。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问导演，电影从小说到剧本有什么难度。万总说，小说篇幅有限，需要扩充，不能机械式的增加时长，所以利用这个契机，好好的创作了阿妈的妹妹，一个尼姑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也是有功能的，能强化某种对立面。

一个上下左右二分的镜头

观众提问环节，有个蒙族导演提问，阿妈从医院确诊怀孕回来，阿爸在挂羊骨头的上下二分镜头有何含义的时候，导演又强调了本片中处处强化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全片。

姐姐和妹妹

刚才分析的我18岁可能有点理解，其实妹妹出家的故事是多余的。其实妹妹的故事，是解读《气球》的关键，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尼姑的故事。尼姑去中学接大外甥这件事，通过电影可以看全家可能是不知道的，只是有一句“江洋说他自己回来”的台词。看起来像是偶遇的场景，更像是自己的计划好的，她想见自己曾经的尘世爱人，大外甥的藏语老师。所以我怀疑尼姑是故意去学校的，而且叮嘱大外甥不要跟家里说，以免他阿妈来阻止自己。这一点在车上尼姑跟大外甥的对话也可以看出端倪，她虽然没承认看过这本书，但她好像是知道书里写的内容，跟外甥说“你长大了就懂了”，而且大外甥说和同学们都看过这本书，显然同学们之间是会讨论这个书的故事的，大外甥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尼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尼姑虽然一直不撒谎，但也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出家人不能撒谎”，又是个藏区知识盲区。之后不怕烫手的去取被阿妈烧掉的书的时候，可以明确的是尼姑依旧愿意为老师付出自己。电影中对尼姑的描写很少，所以不妨大胆的脑补一下。父母早亡，一直受姐姐照顾的，敢爱敢恨的年轻女孩，爱上了一个梦想不是放羊养家，而是喜欢写作的藏族小伙。与众不同的爱情，需要两人齐心协力搭建一座支撑新生活和旧信仰之间的桥梁，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少有人能处理好这些事情。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有可能是俩人婚前发生了性关系，别村里人看到了。总之在某种不可抗力下，后来小伙跟别人结了婚。但是妹妹无法接受这些，她不像姐姐懂得隐忍，直率的性格下，这个年轻女孩投奔喇嘛庙，成为尼姑，万物皆空，放下一切，开始修行。或者为了刺激爱写作的小伙，让他为一些错误而后悔。总之两人分开后，再没见面。妹妹的尼姑修行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段俗家爱情，她会忍不住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这个小伙。后来她看到了小伙出版的小说，也化解了当年的误会，但小伙已经结婚，事情没有挽回的可能来。当得知这个小伙离婚，而且又去了大外甥的学校教书的时候，她凡心再起。借着给寺庙化缘的机会，再次回到他的视野，这可能是他唯一一个再次回到她身边的机会。但包括尼姑姐姐在内的大家，都认为他害了妹妹，甚至认为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可能会给学生传达坏思想。一切都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曾经的一对恋人，一个刚离婚，一个已经出家

这个尼姑和尘世姻缘的故事，其实与藏区生育问题比起来，更有万总的风格一些。总结一下妹妹的特点，可能是一个比较犹豫的人，特别是对感情。回到导演提到的对立，以及片中一个，姐姐妹妹前后站位的画面，来推测尼姑的故事所发挥的功能，来再审视一下尼姑的姐姐。

从小父母双亡，姐姐早早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妹妹，但谁的内心又何尝不是高原上光屁股奔跑的小孩，但她别无选择。被迫成熟的姐姐，选择嫁给了养羊为生的男人。生活稍微有点贫困，但老公为人善良，老实，尊敬老人。孩子因为调皮，被对方家长找上来批评，这男人依然能理解孩子的天性，不去责怪他们。对于钱的问题，男人看似粗线条，但也盘算着全家的开支情况，虽然手头钱不够多，但也非常识大体，绝不会苦了孩子读书的钱。并且在大儿子为了想要爷爷转世，替家里省钱，要辍学的时候，快速准确进行了拒绝。这样的家庭和老公，她其实是知足的。片中也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洋溢着幸福的面容。而且在跟女医生交流时候，明知人家用不到避孕套的情况下，又说自己一个避孕套根本不够，多多少少有点无意间的炫耀自己幸福的感觉。

妹妹和姐姐的差别和比较，其实有点像我和姐姐。那一年我在榆次读高中，姐姐读大专，几乎是我俩一起玩的最后时光了。之后我跑到了青岛上大学，姐姐在榆次打了一段时间工，扛不住家人强烈要求，回了老家，做了煤矿的保洁员，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丈夫，安稳的生了2个男孩。而我，虽然没有像电影里的妹妹一样出家，但在北京工作快9年了，也多多少少成为了微博热搜中的“佛系”青年了，也算看起来跟佛这个字，沾了一点边。刚工作我时我也曾经有过北京生活比姐姐好的优越感，也有过感慨姐姐被困到那个长大的村子里。直到今年妈妈临时决定要来北京看病，我想叫姐姐一起陪她过来体验下北京的生活，姐姐虽然同意了。但妈妈跟我说，你姐她想陪大儿子放学后一起做作业，想为小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东西，其实是去不了北京的，更不会想去北京玩。最终姐姐没有来。我突然发现，姐姐不是困住了，而是找到她力所能及的幸福，所以扎根了。我自以为的优越感，在她那里并没有特别在意，姐姐更不会有自卑感。孩子和家庭成为了她最终的选择，过程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似乎也不必多提。我姐的果断，和我现在处在北京东犹豫，形成了对比。之前看过的《少年谢尔顿》中有一集，忙于照顾三个孩子和老公，以及给社区教会做义务工作，的谢尔顿妈妈，突然有一天遇到了和谢尔顿一样，也爱研究物理的女同学来家里做作业。女同学在看到谢尔顿妈妈忙里忙外的照顾他们学习的时候，生气的跟谢尔顿妈妈说，外面正在流行女权运动，你这样在家里做主妇是不对的。谢尔顿妈妈又莫名其妙，又生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谢尔顿妈妈好像明确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果断的告诉那个女孩子，这是她的选择，她并没有感觉痛苦。此时的女学生也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

此时再回想本片营销材料中，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不应该被简单具象为当地群众的信仰轮回，与自己作为女性不愿意承载这个生育，之间的矛盾。首先妈妈想要打掉孩子，并不是因为《少年谢尔顿》里那个女学生理解的女权主义。从电影中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女医生在吧啦吧啦介绍自己一个孩子多么好的时候，阿妈是全程走神的。女医生忙忙碌碌的工作，赚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生活，离阿妈还是有点远的，不是少生一个孩子就可以解决的，阿妈也没有表现出羡慕和期待。女医生在等待阿妈怀孕检测时候一直在发呆，我想她那几分钟应该也在回想自己这些年做的选择和结果，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另外预告片中阿妈被阿爸说是妖女，扇巴掌的画面，其实是类似综艺中错接因果出现的戏剧性效果。阿妈被阿爸扇巴掌是因为，阿妈说了自己所有的担心，怕家里钱少家人生活不下去，阿爸称她在找借口，并在阿妈说养孩子这件事，阿爸没有能力做好的情况下，才冲动的，我理解是一种男人不愿意被说没本事的应激反应。事后阿爸道歉，并提出自己戒烟戒酒省钱，我觉得还蛮诚恳的。事实上爷爷死后，阿爸戴上了帽子，也不抽烟了，只从一个旧矿泉水瓶子里面喝水，确实做出了改变。其实阿妈全片没有说信仰让她不快乐，更没有上升到封建迷信的层面，她唯一质疑的是上师是不是弄错了。其实上师的原话并没有具体到阿爷转世投胎到哪里，而阿爸则直接的理解为刚怀孕的孩子。阿妈梦到母羊怀疑，并试图暗指爷爷转世为小羊，我觉得不是阿妈撒谎。只是大家都以为她肚子里的是阿爷转世，她无力辩解。事实上我认为卖掉的那只母羊，可能真的怀孕了。阿妈全片一步步的绝望实际上不是因为自己受不了生孩子的苦，而是周围人一个个的不理解她。首先是妹妹的反对，妹妹一方面说死者想回家不能如愿，会很痛苦，另一方面拿出的上师的权威，让做姐姐的感觉到知心姐妹的疏远；然后是阿爸的反对，阿爸选择即便降低三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也要让自己的爸爸转世到自己家，让她再次感受到疏远；最后是她最在意的孩子本身，在爷爷转世到自己家和交生活费上学之间，也选择了爷爷。她打掉孩子，这一个选择，让亡灵，妹妹，老公，孩子，这四个人进入了两难的境地。那么，阿妈是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还是为她三个最爱的人做出妥协。我想这种两难，可能与妹妹当年的两难，是高度一致的。妹妹当时选择了出家，又回来找尘世爱人的犹豫，和阿妈的果断和担当，正好也是万总想要做的一次对比。片中阿妈说是没看过小说，我觉得是撒谎，藏文老师和尼姑之间的故事，阿妈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但她选择让妹妹不再犹豫，帮妹妹赶走了老师。阿妈要对家人负责，妹妹要对一心所向的佛负责。

与好莱坞必备一个反派的粗暴套路不同的是，古希腊悲剧典型的剧情模式，人人都很惨，但人人都不是元凶，以此来警醒世人。我认为《气球》综合了这两者，而且万总的电影总是会用自己更柔和的方式，给出兼具信仰力量和人文关怀的答案。人间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言语之间传递的误解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法律和道德，甚至是信仰条文，我暂时称为社会规条的进化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规条，一直承担着指导人类行为往美好世界发展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人认知世界能力的提升，规条会看起来显得幼稚，有人选择彻底抛弃，有人选择原教旨主义般的照搬，都不是可取的。透过沿用几代人的规条文字，寻找其中最本真的价值，并与现代生活进行缝合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包容能力的任务。

万总做了自己的尝试，电影的结局做了非常明确的呈现，阿妈没有打掉孩子，放下了自己的坚持，成全了四个最爱的人。跟尼姑妹妹上庙里之前，阿妈差不多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她只是羡慕尼姑当年的选择，没有爱恨情仇，让自己的下半生不再牵挂。而阿妈已经没办法无牵无挂的脱离红尘，她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和老公负责的，现在的离开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并且临走时候，给家人准备好了饼干，并主动告诉他阿妈没事。虽然阿妈没有说会不会出家，但我更倾向于理解阿妈去庙里，更多的是想陪妹妹度过可能发生的留恋红尘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走过可能来临的艰难。毕竟进庙里的事情，是妹妹提出来的。此刻的妈妈，便是万总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个愿意把自己的视力送给瞎子乞丐的智美更登。

妈妈陪尼姑带着化缘了一堆的食物去寺庙，这个馕有够大！

另外，其实片中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反面角色，从他卖母羊时候有点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也很不舍，电影里对这只羊只有一句“她好像能听懂我说话”的台词，但这只羊在书中有很多的描述，其实这只羊非常有灵性，总是跟阿爸互动，互相刷个小脾气什么的。而且阿爸做出了我认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先别管日后怎么样，大儿子是绝不能因为想让爷爷转世到自己家，而辍学的。结合我自己的经验，九几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对学习知识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当时很多家长学着学着，就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了。我们村里一般只有我妈和她同事的孩子，因为自己是老师，还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挺感谢我妈，在我没考上大学的那年，坚定的让我再试一年，而且差点放弃了自己的老师工作，为了她学生拼命一辈子的她，就那一年给了我，她的坚持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最后两个调皮捣蛋小儿子的命运，万总其实给出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对于大家认为是奶奶转世的大儿子身上的痣，成为了两个孩子眼里的玩具，光着屁股带走了，这个梦。跟电影结尾，阿爸郑重的买回气球给他们玩，形成呼应。阿爸沉重的完成气球约定，走遍市场快要放弃的时候，买了最大也可能是最贵的气球，在孩子眼中可能只是天真烂漫的玩具。老人们对信仰的坚守，大人需要面对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在下一代的孩子身上可能已经不是包袱。孩子们会用更遵循人性本能的观念下，去生活，轻装上阵，面对新的，现代的，更好的世界。而且孩子们迎合自己本能，开心的也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如同那个空中的气球一样，那么美好和绚烂。所有人都远远的看着他们美好着他们，见证着他们，如同极乐世界一般。

所以，这个大风刮过的藏区，通过藏区自己人讲出来，才是最美的。

最后还想刊登一个征友启事。

其实在接触万总的电影之前，因为主流媒体能接触的信息极少，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对藏区是有一些误解的。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那个地方的动机，被动接受的消息其实特别少，也不准确。直到去年去九寨沟阿坝州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突然进了藏区，当时见到了一群课间在玩耍，追逐打闹的小喇嘛，看着好开心。但我都躲到很远，生怕他们找我聊天。

阿坝州的喇嘛庙和下课后打闹的小喇嘛们

我的工作是城市规划，大部分的省我都去过了，唯独没有接过藏区的项目。这种曾经的误解，让我越来越感到有点愧疚。我开始在微博、豆瓣、知乎、甚至qq的好友找一找功能，想遇到一个愿意跟我聊聊藏区的网友，或者是笔友。一方面帮我更了解他的生活，另一方面看我能不能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地方。但是目前为止，很少能收到回复。而且谷歌翻译、微软翻译，甚至百度翻译都不支持藏语和普通话的翻译，点映票多出一张的时候，我甚至都豆油过一个想看《气球》的豆友，但是他那天有课。哎，一直就是个遗憾了。

一个上课迟到了的喇嘛

最后的最后

回忆一下点映当天，快到提问环节的时候，我小米手环测心跳都120了。我问导演，可不可像王家卫和昆丁达斯汀诺一样，以打造一个万玛才旦的平行宇宙，好让我们能看到更多此类的电影。导演特别诚恳的回答，他会努力的。交流结束以后，主创离场时候，他特别看了我一眼，冲我挥了一下手。拿着《五金的牙齿》这本书的我，本来已经放弃找他签名了，因为主持人一直说很晚了，我们是最后一场，因为控制时间我都不敢去打扰他。但这个挥手，我直接条件反射般的站了起来，去后台找他要了个签名。特别的是，这个签名是我让万总特意签到《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这个故事是我想送给我特别的人的，我和她都不爱说心里话，希望我们之间的多一些交流，少一些误会。

下面是当晚写的内容，有点魔怔了，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着吧，但这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吧，我想还是把这段话留着。

已经十二点了，我不敢睡着，想用一句话来记住今晚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段话。

刚签完名，不敢打开看签名

《气球》点映活动结束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还是不敢看导演给我签的名，生怕打开后发现没了，生怕今晚只是一场梦。 一年前，姐姐被网络诈骗，欠了十万贷款，她本来是想给一个三年级，一个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挣一些外快的。这比钱对从因痛风从煤矿下岗的姐夫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努力做到不发脾气，但让他借钱来真的很难。我的父母终于也在收到电话恐吓之后，给我打电话骂我姐，排解心中不快。压力之下，最终我承担了这一切费用，和家人的负面情绪，努力撑下去。过了很久，在妈妈的一次催婚中，我还是崩溃了，我不是那个在北京无所不能的儿子。我妈说，我变了，不是那个乖孩子了。那天看《静静的嘛呢石》，一个很难接触到电视，但却极度想看《西游记》的小喇嘛，居然可以为了带爷爷看戏，为了看望哥哥，为了陪妹妹和弟弟玩，为了给师傅和活佛递VCD，而牺牲了几乎全部自己看电视的时间。他问阿爸要装光盘盒子的时候，那个苍凉的画面，我几乎不敢再看，可怜，但又神圣。

手拿光盘盒子，不舍的看着爸爸和电视远去的小喇嘛

这不就是能赠予瞎子双眼的智美更登么？这个小喇嘛，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放下自己，帮助别人，并不委屈，而是美德。 今晚的《气球》依旧有大爱，阿妈梦到母羊怀孕，我更愿意相信是阿爷的投胎。只是当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坚信她怀着的就是阿爷转世的时候，她没有选择了。她不是自己吃不了苦，而是怕儿子吃苦。最后，再穷阿爸不会让儿子不上学，再难阿妈也会完成儿子的心愿。人间大爱。虽然表面上这个故事是符合现代人营销的女性视角，我理解其实应该是母爱视角。所有的爱都有可能会变，母爱不会。没有一个妈妈是自私的，妈妈说我变了，其实她是在夸我，她知道我不再逞强，从孩子变成男人了。 最终我还是打开了书，盯着万玛才旦导演签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签名看了好久。在我看不懂的藏文签名下面写了一行2020.11.18。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担心一觉醒来，上面的一切都没了吧。做个时间标记，让这一晚不会变成一个梦。

前排我们都穿红

值得珍藏的合影

08年乡镇上请的摄影师拍的我家

20年我拍的我家院子和姐姐一家

文/小毛

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

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

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