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

翻阅报纸的社会版，常常会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看到诸如“女大学生遭诱拐”之类的新闻，我们只当它是生活的边角料，用来存为经验主义的教条，告诫自己，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它的社会效应充其量如此，对于事件本身并不具任何意义。
是的，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司空见惯，却也视而不见。有人说李杨的电影《盲山》根本就是一出法制在线，其实这部电影讲述的“女大学生被拐卖”这个故事的确有太多社会借鉴的成分，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放大的，它是以一整个大荧幕的苦难来让人们正视的。
看《盲山》的过程，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记得从前在《那山那人那狗》里看到的大山是苍翠的绿色，它纵然沉默无言亦是生机勃勃，山歌嘹亮，民风朴素，满目都是实实在在的顶天立地，就宛如我们在黄金周从城市奔赴边远的山区，我们感叹风景秀丽，感叹溪水潺潺，感叹乡民的朴实，浮光掠影地走了一圈，回到城市里过安逸的生活，然后不断遥想乡村的美好。
然而在电影《盲山》里，依然是高山流水，依然是远离市嚣的村民，依然有城市难得见闻的羊群和山歌，朴实依然在，但它不再发光，它竟然是恶臭的，朴实延伸而来的“盲”成了所有罪责最有力的借口，它背离我们的法律，背离道德，背离人性，但它用“盲”承担了所有的不义，如果说“无知者无罪”，那这“盲”难道该获得我们的原谅？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白雪梅曾有两次翻越大山逃到公路上，第一次在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因为三块钱的车费而遭到司机的拒载，让她被“丈夫”抓了回去；她自此明白逃出去需要钱，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四十块成交，她揣着这钱终于买了二十块的车票乘上了长途汽车，眼见着就要脱离黑暗，却看见“丈夫”一行人在车门外，她泣不成声地恳求司机千万别开车门，然而司机、卖票员以及全车的乘客，就这么眼睁睁地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且心安理得地看着雪梅被他的“丈夫”带走。
跟大山深处的“盲”比起来，这种山外的“盲”还要让人觉得可怕。它摆脱了原始、摆脱了愚昧、摆脱了无知、摆脱了隔绝，却更生冷，更凛冽，宛如一把尖刀般不留余地。一切未伸出援手的观者，其实在这罪恶里又何尝不是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纵然没有做什么，但这无为比行凶还让人憎恶。
白雪梅最终在一个小学生的帮助下与外界取得联系，得到警察的解救，她终于带着一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父亲一起离开沉默无言的苍山，这样的结局几乎就是报纸新闻的格式，警察是她们苦难的“救世主”。
然而我知晓，《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而我在这里敲下的字句，我抛出去的愤怒和指责，却又毫无例外地又弹回到我自身。

1991-1995年，官方公布获解救的被拐女性人数为80555人。


1.

拐卖，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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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四川的女学生，正好赶上了扩招，你上了大学，你们全村人都为你骄傲，你来到陌生的城市，在这个不为中国80%人所知的大学里学习，你很漂亮，尽管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LV什么是coach什么是burberry，追你的人里有四十多岁的商人，也有浪荡的公子哥，终于你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你欠下了4年的助学贷款，你知道这次你辜负家里人的期望了。有一次你认识了一个老乡，她跟着一个叫吴经理的人倒卖药材，却能赚不少钱，她劝你一起，于是你跟着她一起去跑江湖，希望赚点钱寄到家里去。那天你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陕西农村，一杯水下肚，你晕晕乎乎，醒来后你发现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你成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

这是一个关于被拐女性的故事，确切的说，是被拐了却永远逃不出去的女性的故事。和《盲井》一样，李杨一点一点的把残酷的现实展现在你的眼前。

你不服，你那个四十岁的老公，刚花了积攒了大半辈子的7000元买了你，说什么也不让你走，你的公公婆婆常常打你，这天你听到窗外爆竹声声，这不是新年，你知道他要来了。

前几年看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里面讲到做爱，说人类的性行为，最近才有了生殖以外的意义。当然，生殖还是性的最主要意义。所以，当我看到雪梅的婆婆公公和她老公一起扒开雪梅的衣服时，我只看到一种原始的状态，一切的前戏都没了，粗犷而丑陋的男人，只知道插入，再插入。村子里的光棍调侃着说：“弄没弄呢，白不白呢。”

人这种动物，最大的优点是适应性强，最大的缺点也是适应性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发生在这群被拐的妇女身上，你的婆婆来劝了，“没办法的事，我们女人都是这样，嫁谁不是嫁呢，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 你说滚，村里另一个被拐的女性小兰来了，她说，跑不出去的，我来了5年了，你要想想你父母，不要这样寻死。你慢慢的接受了，接受了婆婆的辱骂，接受了老公每天晚上在你身上的喘息，接受了一切粗重的农活。你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机会跑出去。

你偷偷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谁知道邮递员转身就把信交给你老公，三包香烟，比你的眼泪更值钱，你找到了村委会主任，主任让你回去，随后派了几个小痞子来家里收钱，无非是要些封口费罢了，有一次你真的试图跑了，跑到了山的另一面，迎面来了一辆汽车，三元钱，你没有钱，就让机会这样走了。你不相信这一切就这样完了，你和小叔子上了床，是的这样我想到了《菊豆》里巩俐和李保田的激情，这种感情里混杂了欲望，恨，无助，还有一点爱。你无非是想让他帮你。可惜他帮不了你。你找到了村口的小卖部老板，你问他借钱，她说你拿什么换，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又跑了，这次你来到了镇上，你刚上了去城里的大巴，又见到了村里的拖拉机，他们来抓你了。司机本可以绝尘而去的，他还是开了门，你又被抓了回去。

终于你怀孕了，你绝望的拍打着自己的肚子，那个时刻你想到了什么？也许你的一辈子就绑在这个村里了？也许，有了孩子，真的像婆婆说得那样，就适应了？

据说在正式版里，最后的结局是你拿起了刀子砍向你的老公。

这种爆发，完全可以预料得到，像极了伍仕贤的短片《车四十四》。一个卑微的女人，她的希望全部破碎，她一刀刀砍下去，就好像在拷问良心，你们全都是罪人。

顺便提一下，阉割版里，伟光正的干警们，从天而降，像007一样，悄悄潜入，再悄悄离去，讽刺极了。


2.

山里，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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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在大城市里长大，唯一关于农村的记忆是小时候的外婆家，外婆家在城郊结合部，那里有稻田，也有鱼塘，躲在小树林里的坟堆边烤番薯，成了我不多的童年记忆之一。我从来就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然美，望不到尽头的树林和山，新鲜的空气，鲜活的野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农村生活已经被现代人当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理解农村，盲山，只是解剖了被拐卖妇女的心，而谁又真正的试图解构那些买女人当老婆的村民呢？

当我见到村民们，拿着锄头，开着摩托车追赶雪梅时，我只见到了一种原始的愚昧和狡谲。

但当我听到，雪梅的老公说，“才7000元，城里娶老婆哪个不花这几个钱？” 我就知道，事情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群人身上，既有几千年来的懦弱和保守，又保留着原始的野蛮，同时，还有对现实的无奈。

费孝通的几本人类学著作里讲到旧时现实中农村的婚姻，大多数都是以经济来维系的，当女权的观念和旧有的思维观念冲突时，当女人的职能并不仅限于生儿育女时，又该如何来引导解决呢？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旧有的农村观念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和这个时代背离，城市化已经让农村的女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一个旧时代的40岁男子，若是找不到老婆，还可以通过童养媳，或是高额的聘礼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呢？买老婆违法，童养媳更违法，高额的聘礼？又有多少人愿意住在破旧闭塞的农村乡下呢？但同时，人类原始的进化冲动，让自己的基因流传下去的渴望，又在永远的推动着他们。你管这叫爱情，其实这只是生殖。

这个时代里富裕阶层占有更多的资源，解决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节流。




3.

李杨，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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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电影业，一哄而上的拙劣的模仿着西人的作品时，当中国的导演以为宏大的场面就是解放军洒菊花，以为激情就是摆两个高难度的回形针造型时，李杨的电影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

坦率的说，这部片子拍的很粗，甚至粗劣，几年前《盲井》的成功，除了换回一个柏林的银熊，捧出了一个去演励志电视剧的王宝强，并没有给李杨带来巨额的投资，商人从来不在乎一部片子是否有意义，他们只在乎回报。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搞的好的，只能换两个奖，卖点海外DVD的版权，阉割一下上映，搞的不好，也许永远见不到观众。几个业余的演员，拉到某个村子里，就这样拍出了盲山。正像李杨的哥哥说的那样：“你拍这玩意干啥，学学张艺谋，冯小刚，拍点赚钱的。” 消费主义时代，谁会花50元钱找难受呢，甚至谁会花10元在盗版摊子里找这样的片子看呢，10元钱，你有无数的选择，肌肉男will smith，动作片色戒，甚至是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优。

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除了疯狂的逐利者，还应该有李杨这样的人。几年前我一直因为Karma的两部关于中国纪录片而沮丧，因为我不想见到中国的导演在历史事件里缺席，今天，我们发现李杨。

我起立为你鼓掌。

我也依然在寻找，不是那些名利双收的中年导演，他们只能拍些歌舞升平的电影，而是一个能深刻描绘出变化状态下中国人精神焦虑的导演，期待下一个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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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后 后记

我从来没想到，八年前写的一篇电影观后感，再次被翻了出来，还上了豆瓣APP的首页。半夜里朋友传来一张图，先是一惊，后来就猜到了是哪篇文章。郜艳敏再次成了热搜词，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近10年，社交网络展示了它的快速传播能力，尽管《南风窗》早在0607年就对她进行报道。如今你再读那篇报道，除了惊讶我们的媒体曾经也可以如此自由犀利，还会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十八岁就被人拐卖，被几拨人多次强奸凌辱，三次放弃生的希望而自杀，想离开下岸村回到家乡却被父母婉拒，最后回到石头垒起的课堂里，寻找存在意义时却被庙堂之上的人当作象征和谋利工具，这种绝望感也在李杨导演2007年的作品《盲山》里出现，这部从未在大陆上映的电影极为写实的描绘了女大学生白春梅从被拐卖到逃亡的经过。文艺创造当然根植于现实，而残忍的现实确是：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的拐卖以超过我们认知的方式存在着，官方公布的极少部分数据里，1991－1995年，获解救的被拐女性人数为80555人。解救妇女是如此之难，落后地区的村民不仅对暴行熟视无睹，还会参与其中，利益链条又如此复杂，让解救行为如大海捞针。即使被解救，也会因为病态的观念而饱受歧视，人们认为你是不洁和不幸的，然而不洁总是排在前列，像无形的巨大标签，对女性来说这意味着难找好的婆家，这无疑又造成了二次伤害。WHO的数据里，中国是世界少数几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而吞农药曾经是农村地区最常见的自杀选择。

在社交媒体发酵郜艳敏这个词后，我看到了更让人心碎的报道。在腾讯的一篇采访里，8年之后，除了月工资从90元提高到了600元，一切都没有变。20年的代课教师，却只有如此微薄的工资，并且，和拿腔捏调令人作呕的官方文宣描述的“丈夫已经知道妻子是个受社会尊敬的‘名人’，已经不敢打他了。”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个比郜艳敏大6岁的羊倌丈夫经常赌钱输了就打她。”而这个善良的女人，却依然对这个伤害她如此之深的村庄保持善意，以她为原型的“宣传”电影拍完时剧组说，“郜老师，我们就不给你稿费了，给你20万块，让你自己用”。郜艳敏却一分钱没要，全给村里修路。

困难里催生崇高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变态的价值观，而让妇女承受各种痛苦，而欣赏其中的“伟大”更是这个国度长久以来的猥琐偏好。王小波在《拒绝崇高》一文里说的很清楚：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在这场新媒体的呐喊与喧嚣之后，那些背后的问题仍将长久的困扰着我们。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农村教育资源的稀缺，人们也会拷问教育对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生存状况的有效性。而当媒体开始以旁观者的心态报道越南新娘时，它们却忽略了越南新娘和被拐新娘实际是同一种产物。根据2014年的人口统计，中国男性比女性人口多3376万人，而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了115.88个男孩。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里女性抱怨找不到结婚对象，但真实的情况是，大量农村落后地区男性根本无法正常渠道娶妻。而在未来这个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

八年回顾，依然绝望。你问我这个世界会好嘛？我真的不知道。那种恶和黑暗让人反胃和难以直视。然而我们依然且必须试图鼓起勇气，为了无数个郜艳敏，也为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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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在故事会上看到一篇小说。
大意是这样，九十年代初一对品学兼优的表姐妹因为家里父母觉得女孩上个高中就行了，不愿意让她们上大学，而她们俩都收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十分苦恼。这时一个贫困山区的村支书偶遇她们，提出一个条件，村里出钱供她们上大学，毕业后回来教村子里的孩子读书。这对姐妹就同意了。
四年后大学毕业，她们来到这个山里的村庄，傻眼了，这是比自己的家乡更贫困的地方，不通电不通自来水，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能上到小学六年级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女孩是没办法上学的，有的男孩上学还得牵着牛一起去，所谓学校也就是一间漏风的土房当教室，背后就是她们俩的办公室和卧室。
因为村里供了她们的学费，所以她们不能领取工资，要用工资还债。每天轮流在一户村民家里吃饭，晚上就睡在学校的土炕上，就着煤油灯批改作业。大概过了两年多，妹妹说我们上这两年课，民办教师的工资也能抵掉当初的学费了，我们走吧，姐姐说这地儿鸟不拉屎的，除了我们谁还愿意来这里啊，我们要走，村里肯定不同意，妹妹说那我们偷偷的走，我们大学毕业上哪儿找不到工作？没想到这村里有些老光棍娶不上老婆，每天偷偷跑到学校偷看她们睡觉，有人偷听到她们的对话，马上去报告了村支书。村委会马上开会研究，觉得不能这么放她们走了，一面让人去守住学校，一面商量对策，有人说得给这两姑娘好好说说，有人说适当给她们发点工资，有个光棍说你们这办法都不好，我有办法让她们这辈子都离不开，大家都问什么办法？那个光棍说，咱们村不是有二十几个老光棍么，把她们分给咱们当老婆，等结了婚生了娃，她们想走就走不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当下决定抓阉，最后两个姑娘被五花大绑抬进两个光棍的家，就这么结了婚。姐姐嫁了个跛子，妹妹嫁了个快五十的光棍，课也不用上了，时时有人盯着，只能在家干农活，做家务，等着生娃。
又过了两年，妹妹生了一个孩子，又怀着第二个，被关在家里不许姐俩见面。姐姐没有生孩子，经常被丈夫打，她思索着想办法逃出去。终于有一天，一个曾经她教过的学生，愿意去镇上帮她打个电话回家。当她们俩的家人和警察一起来到村里解救她们的时候，妹妹已经彻底的疯了。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在讨论《盲山》哪个结局更真实些，这实在很无谓，首先民敬公安确实很努力地去救人了（他们毕竟还想社会和谐吧），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救人成功（他们也不是神仙），而像本片的原版女主角这样拿刀砍死丈夫的悲剧，也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而且影片中只有她这么做了），可悲的是，这个残忍的结局不是导演编造出来的，导演李杨表示，“以前在电视上看见一条新闻，一个女孩被拐卖到山村，为了逃出来而杀了她的‘丈夫’，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个新闻令他感到很震憾”。这两个结局不存在谁更真实些，因为都发生过，只看观众们更愿意去选择哪个结局了，前者代表了“一线希望”，后者引人反思。


    影片中有个演员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影片中有个角色叫郑小兰的，扮演她的演员真的就是几年前给骗嫁到山村里的，影片开拍时她还没有获得解救。
    （“我们是拍摄时候才知道的。”李杨说，“她天天来剧组，我们后来就让她演戏。她丈夫不愿意，打她，她就威胁：你再打我就跟剧组走！丈夫没敢再打，后来我告诉副导演让这丈夫也来串个角色。反正是农闲，剧组一天管3顿饭，连她抱的孩子也给一份钱。”）
    故事中的小男孩李青山可以说是全片中形象最正面的一个角色了，但其实他和其他村民一样，也很朴素，也很单纯，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见那些荒唐的行为，与行为者是不是村民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给予一点正面的教育，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谁是最可恶的人

    对于这部影片，很多人说导演的用意是为了表现“村民的愚昧”，可导演真的是这样狭隘的吗？敢问，是哪个“穿着西装”的人把女主角卖到山上的？是哪个“有知识”的人和女主角私通被发现后就“私了”的？是哪个“文明”的司机见人有难还讨价还价的？是哪些“有文化”的人面对着女主角的求救却视而无见、还心安理得的？比起“愚昧”的“农村人”，我觉得这些“高素质、高文化、高水平、高修养”的“城市人”简直更可恶！

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深山给人当媳妇的故事，李杨导演延续了前作的纪实风格，再次犀利的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女主仅仅是千千万万偏僻农村妇女的一个缩影，一切罪行来源于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盲目要比杀人可怕多了，最后女主砍去的那一刀戳中人心，但是不太痛快，更多的是压抑，戛然而止，引人深思！
从头一直压抑到结尾，一群大山里愚昧、落后、野蛮，没素质的人，对拐卖女人竟然觉得理所当然。最后本以为警察出现将带来圆满大结局，但是警察是如此的无助，正不压邪，正义竟然变得苍白无力，当雪梅手起刀落时却没有一种痛快的感觉，随之带来的是深深的压抑和思考。

　　李杨来报社放新片【盲山】，尽管放的是已经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版本，还是看得很难受，电影题材本身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让我更难受的是这个：

　　一个电影剧组来到一个小山村，拍摄一部关于拐卖妇女的电影，恰好这个村里就有一个（也许更多）被拐卖来的妇女，剧组甚至请她及她的“丈夫”充当群众演员，而这个电影的主题是探讨“为什么一个妇女活生生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来。我们人的眼睛都干什么了？就是逃不出来。”然后电影拍完，剧组离开，山村还是山村，拍电影的还拍电影。

　　她们为什么逃不出来？“我们”是否也有责任？
　　当时读朱红军的黑砖窑报道，有一段读得有些心酸：

　　"几年来，王兵兵一直在设法谋求发家致富。他曾一度以运输为业，但所获寥寥；还承包过两年全村的农田灌溉业务，却屡因收缴资费，与人发生龃龉。２００２年，他还曾开办石灰窑，但适逢临近的广胜寺风景区搞建设，石灰窑因被本地电视台记者三度曝光，只好关停。"

　　我在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其实像王兵兵一般背景的人，在这个国家应该遍地都是吧？），难道他就活该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该一辈子按“城里人” 的逻辑去办事，守着几亩薄田，养点鱼，种点果，然后运到县城卖还要被城管驱赶？为什么他想实现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卑微愿望如此难实现？这个社会向所有人，包括农民，展示了拥有财富的可能性，但真的有向他们提供获得财富的途径吗？
　　在当地，除了开办各种小工厂，小手艺，农民有其他致富的途径吗？有的话，有人教过他们吗？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正义”“人性”"愚昧"这样的道德高度去“批判”他们吗？也许我们可以说，王兵兵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那哪些是合法的呢？存在么？

　　我宁愿相信，一个人并不是有意去漠视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而是，这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和尊严轻如鸿毛的时代，如果一个农民活在世上，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社会对他的尊敬，那他又怎么会去尊重另一个人的生命？
   
　　还没思考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所以我没有当面向李杨导演提出这个疑问，只是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