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城1980

看得懵懵懂懂。在已知是梦的前提下去观看，觉着荒谬、又似乎荒谬得合理（毕竟“梦里啥都有”嘛）。

起初以为是和“女儿国”类似，温香软玉，袅袅春梦，没想到要激进得多。先有忙碌妇人的情景剧讽刺男人只会想那事儿、后有阿婆猥亵男主。一妻多夫也是，男女对调，似乎都与现实相反呢。是女权主义？

后面越来越玄幻。上下楼梯、滑道，爬升下降像极了“那事儿”的暗示；满画廊的情艳肖像和叫喘声、脱衣女郎丰满的胸脯和摇晃的臀瓣，整个儿充斥着性，无处不在。虽说按着弗洛伊德的理论，一切梦追根溯源都来自于“性”，但真做上这么个梦，也够累人。

读不懂导演的电影语言，我仿佛跟个小傻子似的，看了个热闹、也看了个寂寞……

在《费里尼：甜蜜的生活》里读到费里尼为《Marcello Mastroianni: The Fun of Cinema》一书所作的前言，文中提到他和马塞洛美好深厚的友谊，像下课放风的中学同学一样松弛自然的相处状态。费里尼在文中也否认了马塞洛是自己的替身这一看法，他说自己把帽子戴在马塞洛头上，是为了给他一种提示，使他感觉“他身上已经有个影像在帮助他”。

在费里尼满怀柔情的眼光里，马塞洛认为自己“谁也不是”，在片场时时处于剧中人物一样不知晓接下来发会生什么的状态，他宁愿“一天天地去发现它”，也常常一脸无奈，“像个恢复期的病人”，“像个被判处死刑的人”。

这本关于马塞洛的著作还没引进国内，暂且搬运在这里吧。文末有费里尼向马塞洛提起《女人城》时令他自己局促不安的感人叙述，也有避免目光相遇的动人时刻。

马尔切洛，亲爱的、无比优秀的马尔切洛，忠实、虔诚而又智慧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只有在故事里或三十年代的美国的某些电影里才会见到。

我和马尔切洛很少见面，几乎从不见面。也许这正是我们友谊长存的原因之一。这种友谊并不奢望从对方获取什么，不会强求对方，更没有什么规定去制约对方。这种友谊是美好的，真诚的，是毫无保留地彼此信任。

同马尔切洛一起工作令人愉快：他文质彬彬，聪明智慧，积极配合，他从不提问题，甚至在没有读剧本的情况下就能准确地进入角色。

“事先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马尔切洛说——“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情愿像剧中人物一样，一天一天地去发现它。”

马尔切洛让人化装、穿戴、梳头、任人摆弄，毫无异议。他只问该问的问题，跟他在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柔美，松弛自然。他是如此的自然，以至有时在拍摄时，甚至在拍摄他的场景，也许有时在拍他的特写镜头，他会在那里打起盹来。

正是他的这种游离于剧情之外的超越、几乎不为任何事物所干扰的心态，使他能够以最为自由、最为放松的心理参与演出，他没有职业演员的那种自负与紧张，换言之，他能够以自我去体验人物，以自信和游戏的心态，逐渐地进入影片正在叙述的奇遇中，而且，他不把电影作为职业，而是将电影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在某些日子里，我在电影城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心思工作，情绪低落，有时感到厌烦，我百无聊赖地靠近窗户，朝下面的林苑小道望去，时而朝对面设有化妆间的大楼看一眼。如果碰巧我知道马尔切洛在那里化妆，我会迫不及待地下楼去找他，同他亲密相处，分享生命的鲜活时分。

走上通往化妆部门的楼梯，就传来音乐声、歌曲声，越是走进通往化妆间的走廊，音响效果愈是凸显。走进那长长的两边是化妆间的走廊，只见每个化妆间房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使用者的名字。有时我会在门上看到某某著名演员、国际明星的纸条。一次，我看见一化妆间的门上用胶条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谁也不是”。

但在那个改装成化妆间的大厅里，房门永远是敞开的。那里一片狂热的喧哗：小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声、喊叫声、助理导演手提式摄像机金属般的轰隆声和步话机不停地呼叫声，我敢打赌，五分钟后，谁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的演员们就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他们正在下楼呢。正是在这里，在服装师、助理化妆师穿息不停的人群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热闹氛围里，我找到了马尔切洛：一个冒着热气的头盔笼罩着他的整个头部，一条特大的白床单从上身一直包裹到脚下。这就是马尔切洛，我是从那只悬挂着的手认出他的，手指夹着根点燃的香烟，烟雾缭绕，一直升到屋顶。

马尔切洛的周围依然是人来人往，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老斯纳波拉兹（影片《女人城》中的男主人公）正在睡觉。最后，他从镜子里瞥见了我，于是他抬起那只拿着香烟的手，向我打招呼，怕呛着我，他赶紧用另一只手驱逐烟雾。

马尔切洛同别人拍摄电影总让我有种奇妙的感觉：不管他穿着海盗服装，或19世纪绅士打扮，脸上粘贴上了胡须、大胡子，或打扮成神甫法里亚，但我还是忍不住建议化妆师，把他的眼睑颜色再弄深点，再加点皱纹或加点卷毛或把脸皮往脖颈上提提，使他的双下巴显得小点。这时，他站起来，伸直了腿，微笑地望着我，一脸无奈的神情，像个恢复期的病人，像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掐灭了烟，又点了一支。我们一起在走廊里散步。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喜欢在一起，就像两个下了课的寄宿生、两个自由放风的士兵一样。他讲话时嘴巴是歪的，因为他要往一边吐烟。我们会偶然遇见从那里路过的服装师若兰多娜，她正用托板高高地举着一件新娘婚纱，我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向她问好；然后又遇上了理发师朱西，我们俩人都非常喜欢她，她弯着腰，看见我们感到很荣幸，以感激的心情回答我们的问候。

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是那种会让你想起某个同桌的同学：一见如故，彼此心照，这正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对马尔切洛来说，友谊并非道义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是见见面，呆在一起而已，或共同参与游戏，一起搞点恶作剧，编织谎言。而这一切会让你感到，这种中学生的生活似乎在摄制现场延续着。在现场，虽然马尔切洛以真实的演员身份出现，但他却保持着小青年的心态：他将人物演绎得聪慧、温和、女性，这正是作者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是理想的演员。 在拍摄影片之前，我会与马尔切洛聊上几句，但很少，只是让他明白，我们一起即将要干的事情，我们一起要进行的一段旅程。我对他说我知道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故事该如何发展。马尔切洛从不会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以好奇心来到摄制现场观看这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这种表现令作者亢奋：作者的感觉是，人物并不知晓下一个场景将发会生什么。于是，马尔切洛继续着天真、阳光的心态。他比他自己想象得要优秀得多，他本能地有协调事物的才能。他没有一般演员的通病：自负、过分的外露、炫耀、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等，而这些会对演员构成风险、造成伤害。所以，马尔切洛的谦虚保护了自己，使自己避免伤害。

我与马尔切洛是通过朱丽叶塔成为好友的：那时马尔切洛与朱丽叶塔同台演出戏剧，她向我谈起过他。但电影《甜蜜的生活》的主人公并不是为他定身打造的。当时制片德劳伦蒂斯坚持保罗·纽曼出演，但怎么能让一个大明星演个在威尼托大街闲荡的记者呢，而且他后面还跟着一帮帕帕拉佐这样的朋友，这难以令人信服。 但说实在的，我那时对马尔切洛也犹豫不决，感到困惑，虽然我竭尽全力为他辩护，但不为别的，只为说服制片人。

我想象着，那个怀疑一切、那个性格模棱两可、爱聊天，对女人不忠的记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见了好多演员，考虑到多种解决方案，最后我决定也见见马尔切洛。我们一起开车兜风，像两个小孩子一样互相叙说了好多知心话，那些只有是故交才说的话，说着说着，我们有个共同发现，即生活中、人际关系中是可以使用一些计谋、策略、灵巧方法的。就这样，我们的思想一拍即合，主人公非他莫属了。我要他减肥，减10公斤（我总是这样，每次拍电影前我都要求他减10公斤），而且，我千方百计地让他变得风流点：让他用假眉毛，脸色苍白，还透着点淡黄色，有眼圈，带着几分邪气的眼神，黑色的服装、黑色的领带有点哀伤的味儿……

说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是我的电影替身，是另一个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朱丽叶塔·马西纳、阿妮塔·艾克贝里，以及所有在我影片中演出的演员甚至《船行》中那个硕大的“道具船”也是我的另一个我。我把自己的帽子戴到马尔切洛头上，并非为了让他与我认同，而只是为了给他一种信号、意向，给他某种提示，即为了创造一种思想传递的流畅渠道，使他感觉到，他身上已经有个影像在帮助他……我想，我将他装扮得像我，这对我来说，是我直接观察人物及其故事的方式：这是极其细腻微妙的举动，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只有像与马尔切洛有如此深交的朋友才能做到，只有脸皮厚并有强烈表演欲的演员才能做得到。

那天晚上，我对马尔切洛谈《女人城》时并未提及由他来出演主人公，因为那时制片人想用达斯廷·霍夫曼，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个演员，我想，这应该是个很令人刺激的选择。马尔切洛很不在意地听着，就像一个人听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出于友谊，出于礼貌他不得不听，并偶尔表现出有点好奇的样子。“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我对他说——“他围着女人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着她，被其魅力所吸引，被其美貌所震惊。他凝视她，似乎也没有欲望要了解她，只是觉得她赏心悦目，注视着她，感受着震撼与兴奋，同时又有点颓丧，有点酸楚。也许他感到害怕了，因为找到一个心仪的女人并获得她，那意味着自己要屈服于她，自已会消失、死亡。于是，他宁愿继续寻觅女性，但永远不要得到她。”

以这种方式讲述一部电影，我自己都有点局促不安，我几乎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我默默地注视着马尔切洛，他也沉默不语。有好一会儿，我们避免目光相遇。在那时，我们在潜意识里几乎已经决定了，我们将要一起参加《女人城》的拍摄。

我还要与老斯纳波纳兹一起拍摄电影吗？我衷心祝愿，我们仍能一起工作。并希望尽早实现这一愿望。

费德里科·费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