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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真相是什么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不一定。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
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2 ) 风格与类型的冲突，及如何和解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3 ) 法庭是探求真相的地方吗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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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4 ) 《第三次杀人》类似于《四重奏》？ ——是枝裕和与坂元裕二两大神级人物的对谈
成功入围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日本电影《第三次杀人》，是由是枝裕和执导的心理悬疑片，福山雅治饰演律师，役所广司饰演杀人案中的被告，广濑丝丝饰演受害者的女儿。这是是枝裕和1995年凭《幻之光》获得金狮奖之后，时隔22年再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9日结束并揭晓最终奖项，《第三次杀人》是否能够再次擒获金狮将是很大的悬念，而无论结果如何，影片将于影节结束的当天在全日本公映，同时面对日本本土观众的审视。
昨天，为影片上映以及冲刺威尼斯造势，东京银座苹果店邀请了影片导演是枝裕和与人气编剧坂元裕二（出品《东京爱情故事》、《最高的离婚》与《四重奏》）以“透视”为主题进行了对谈，两人就《第三次杀人》与《四重奏》的相关性展开了交流。
坂元裕二问是枝裕和：演员是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考虑了吗？“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是枝先生呢？”“基本上是声音，根据声音去写”，是枝裕和导演这样解释用福山雅治演律师，役所广司演杀人犯时的考虑。
是枝导演说：“我不太了解役所广司的性格，所以我把他设定为杀人犯；但我很清楚福山雅治是一个相当聪明与开朗的人，我把他设定为一个好人的时候，就想要加上一点坏的地方，让人讨厌的地方，这样故事发展会比较有意思。”
还有，是枝裕和提到他第一次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杀人犯的神级演技时，完全被震撼到了：“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的一瞬间，我一度有不安，这真的是我写的那个人物吗？我再次审视了剧本，我不觉得是我写了这个剧本，因为看上去这就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役所广司先生作为一个演员好到让我觉得恐怖的地步。”
坂元裕二也表示同意“在塑造虚拟人物的角色时，具有一定演技的演员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会爆发出相当有趣的演技，通过这些小小的积累，最后才会导出相当有趣的戏剧性。”
然后是枝裕和导演也向坂元裕二询问了他最近的作品《四重奏》：“怎么样看《四重奏》中松隆子的演技？实际上，松隆子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是最厉害的，我想其实在电视上，她的能量是不太能够被释放出来吧，但是在这部戏中，她表现得非常好，在四个人中是压倒性的存在，这和她的背景悬疑很有关系，她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去塑造人物的吧”
坂元裕二也大赞松隆子，“的确，松隆子是日本最棒的演员，她笑起来能够让人非常的安心。”“松隆子是这样的演员，无论你给她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事，她都能非常准确的反馈给你，所以从一开始，我在剧本中就完全不需要为她而去特意怎么写。”
《四重奏》在播出时引起了网络上很大的话题性，是枝裕和问坂元裕二，“当时其他三个演员在剧集发展到后半段的时候，知道最后的结局吗？”坂元裕二回答说，“谁也不知道，这点和《第三次杀人》非常相似。”《第三次杀人》中役所广司扮演的杀人犯之谜，是枝裕和导演称“创作手法非常意外，从某种角度而言，非常类似于《四重奏》中塑造谜一样的松隆子那样。”
事实上，是枝裕和曾经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中称自己早就是坂元裕二的迷弟，非常关注并喜欢他的作品，他此前曾拍过一部名为《DISTANCE》的电影，讲述奥姆真理教地下铁沙林事件后，作为加害者的教徒遗族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但他拍着拍着发现无法驾驭这个议题，就搁浅了。当他看到坂元裕二2011年的电视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时，发现坂元裕二把他做不到的事情以电视剧这样的载体完成了。
《第三次杀人》
这是一部以法庭为舞台的心理悬疑片，求胜心切的律师重盛（福山雅治扮演），作为辩护律师为杀人嫌疑犯三隅（役所广司扮演）进行辩护，三隅在30年前曾经有过杀人前科。这次被指控他杀死了解雇他的工厂厂长，并且纵火烧尸。三隅自己也认罪了，并且认为直到死他也不能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桩必败的辩护案件，但是当重盛面对三隅这个人时，总是觉得一定有隐情，三隅杀人的动机太不充分了，他为什么要杀厂长，他真的杀了厂长吗？当重盛将目光转到三隅身边的关系人之后，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解开理清之后，事实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法庭心理戏。
影片的其他演员包括广濑丝丝、满岛真之介、市川实日子、松冈依都美、桥爪功、齐藤由贵、吉田钢太郎等。
影片已经入围今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角逐金狮奖。
日本公映时间为9月9日，日本院线当天与之对决的影片是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而黑泽清的《散步的侵略者》也是同一天上映。
5 ) 是枝裕和的《迷魂记》？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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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何为正义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算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互文，和眼皮斗争了两个钟头，这音乐这节奏也太好睡了
最後一幕「貌合神離」。
道德是金丝雀，要么豢养要么放逐；正义是十字架，要么佩戴要么焚毁。律师犹如盲人摸象，每次摸到鼻子或耳朵，就以为真相确凿无疑；凶手是一件容器，容不下贫穷和愤怒，杀了两次人。道德的律师联手正义的法律，判决死刑，此乃第三次杀人。害怕麻烦的欲言又止，陷入迷雾的仰天长视，死亡是审判还是救赎？
是枝裕和完全抓不住悬疑片的节奏，以为含糊其辞就能把人性探讨高级了？
还没机会看到导演刚刚获得金棕榈奖的新作《小偷家族》，先补他的前一部转型类型片。不很成功，但仍在水准之上。查，是枝裕和33岁开始独立导演，到今年56岁，23年中完成了15部自编自导的作品，在文艺片导演里可谓高产。电影是实践的艺术，不怕失败，多拍多实践是关键。
抱着零期待来看，没想到这次竟然回勇，处理高级，沉郁冷冽，把故事会渲染成水墨画，控制和反控制，徐徐渐进，影影叠叠，终于摆脱《海街日记》大俗和糖稀。
谁说贴上了悬疑犯罪标签的故事，就必须有开头有结尾？很多牛逼的文艺片导演，从来不关心故事本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不好好讲故事，他们只是借一个故事当容器，去讲他作为创作者想要表达并关心的东西。是枝裕和导演这次要讲的东西，跟HBO的美剧《罪夜之奔》第一季主题如出一辙，真实评分应参见美剧。
后面思辨的部分基于前面很长的铺垫，叙事方式、场次和镜头语言有点无聊，虽然该有的都有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对于社会是愤怒的，但他的东西总会在愤怒变成暴戾肤浅的情绪宣泄之前，转变成更深入地观察了解和共情，说不清楚，但是枝裕和愤怒与平和共存的哲学很吸引人，educated
作为是枝脑残粉，必然要满星推荐，超过预期。是枝绵密的风格对于这样的题材，不占优势，但电影就是容器啊，背后的态度才是最有价值的。以及，罪恶本身也是容器，我们审判它的结果不及审判它的方式，有时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决定了它呈现的样子。
“容器人”这个大招放出来，反转剧就到头了吧。关键是福山雅治这个角色立不住啊，遇到这种律师真是十脸懵逼，女儿也能骗他，罪犯也能骗他，这水平就别去和检方顶嘴了，丢人。
小津的三分之一都没摸到 还敢提黑泽明 那条热评不是瞎了就是蠢逼／ 是枝裕和比较合适去给福山雅治拍情热大陆
放映前是枝裕和先道歉：“电影比较含糊，也没说清楚真相是什么，抱歉了”，果然一上来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但一再反转，到了最后也不清楚真相。这就不是一个悬疑犯罪片，还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犯是一个空的“容器”，任不同立场的人放入不同的东西。没有家庭题材拍得好，但也不失望。
一个没有商标的小麦面粉是否要做假和使用，都能侧面导致一场凶杀案，日本的食品安全的良心问责比我们重视得不能再多……
是枝裕和靠着这部片子走下神坛，但不管如何，这是他自己的一种突破。
糟糕的观影体验，无论怎么掩饰逻辑缜密和气氛营造也无法弥补压抑到最后一秒钟的对真相的渴求。导演涉足了算是日本导演必修课的推理悬疑作为转型方向，悬念设置和节奏把控勉强及格，不少冗长无目的的镜头难以分辨是故意混杂观者还是无心。演技怎么也是建立在合理剧情之上的。给喜欢的导演送张票，仅此。
为什评分这么低，看得我都快高潮了，一株人性和法律碰撞下的绝望之花啊。
值得庆幸的是，是枝裕和终于有了「电影」意识，多处模糊真实与谎言的双重曝光，信任与制裁的反向审判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循环的拉锯战耗尽上帝自尊，盲人摸象接收到的「容器」反馈不过自欺欺人；还是家庭剧的拍法，充斥着太宰治附身的创作者自述，甚至引出「生而为人」的怨艾，只可惜观赏度不高。
是枝裕和已经从小津安二郎2.0进化成了小津➕黑泽明混合体的2.0
HKAFF. 與文盲搭配時的是枝就不再是大家認識的是枝了。說委婉點是刻意，說實在點就是做作。喜當爹如此，這部更甚。不斷反轉不是問題，但每次反轉要表達的東西都不一樣，什麼都想說但什麼都沒說好。文盲依舊帶著「福山雅治」氣，除了哭得快別無所長，與役所桑二人監獄對話戲被碾壓到慘不忍睹。
让人不适的是枝裕和来了，如果没有役所广司完美到让人五味杂陈的演技，这部戏简直就是拖沓的灾难，至于悬疑推理片最重要的合理逻辑性，导演干脆通过模糊化处理将之回避，搞得像一切任由观众读解般假高级。